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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法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失衡1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观照（第3页）

“礼”

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周公成于孔子，完成了对礼的革命性变革，通过对礼的道德理性价值的确立，建立了一套完整和成熟的礼法思想体系，并由此决定了中国二千多年法律文化的基本性格和影响了传统社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近人王国维曾经详细地考证了周代制度，揭示出它继统与宗统合一的典型特征。

在这一社会历史形态中，天子是全国最高的宗主，其嫡长子继天子，余子为诸侯；诸侯是邦国的宗主，其嫡长子继为诸侯，余子为大夫。

大夫为邦国之小宗，亦为乡邑之宗长，以下按宗法依次为士、庶人。

政治统系与宗法统系的完全重合，家国的同构，各行政首脑同时也是统治血缘宗族的最高统领，宗法制度成为社会最根本的制度，而维护这种血缘宗法等级的社会制度，就是礼。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指的是古代相礼的术士，实施、弘扬礼，为贵族统治者服务，巩固既成的社会制度，是儒这种职业者的根本职责。

在春秋社会的动荡中，贵族阶级逐渐没落，士从贵族的附庸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不得不以自身的文化优势谋生，从而由术士演变为谋士、师儒。

他们仍然是现代社会制度的拥护者，但除了维护、弘扬礼之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又自觉的承担起对其进行论证和变革的任务，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天人和合：儒家礼法思想的形上基础

儒家的“法天立道”

思想，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殷周以来人道觉醒的产物。

这一思想传统的两重性，也极大地影响了儒家的理论。

一方面，天作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仍然具有神秘的色彩，依然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故儒家不仅追求永恒的最高主宰，而且强调神道设教，以神、天、命作为重要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天命必然性中的理性因素又得到极大的揭示与张扬，儒家学者积极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使主体在不断超越天命的制约而成为自身乃至天地万物的主宰。

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受到高度重视，强调人应该积极进取、刚健不息。

这两种倾向的发展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融汇成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现为天人合德的伦理道德。

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就是人道从神道中不断觉醒，并在天道和人道的矛盾对立中展开和演进的。

首先，儒家仍把天作为礼法的神圣来源，进而赋予礼法至上的权威和永恒性。

“法天立道”

以天为礼法的渊源，认为人类社会作为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基本的秩序由天所规定，因此，要据天道以建人道，按天的根本秩序来建立人间秩序，“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

由此，“法天立道”

意味着：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礼法，是天经地义的，是天之大常即天的运化的客观必然性和地之精义即地的生长发育的精神实质的深刻体现，因而，它是一种天定的秩序和完美的和谐。

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基本社会关系就是根据天之经地之义来确定的，因此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要求，也直接反映了天地运化的本然秩序。

第三，人间的法律设制，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刑罚威狱、祸福赏罚，就是针对人们产生于云气的好恶喜怒哀乐而设立的。

第四，人类社会的礼法效法天的“生殖长育”

，体现了天的生生之德，符合天的本性，因而维护着社会的最稳定、最和谐的秩序。

“法天立道”

的思想在五经及诸子的论述中多有阐述，历代刑典也多明文。

《易经》综合天、地、人的道理，引天道入人道，故云：“天垂象，……圣人则之。”

（《周易·系辞上》）圣人法天象，以定人事，定分止争莫如礼法，故“观雷电而制威刑，省见秋霜而有肃杀。

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而存乎博爱，盖圣王不获己而用之”

（《唐律疏义名例一》）。

《书经》中，舜典、益稷、皋陶谟、洪范均有关于法律渊源的论述。

皋陶谟篇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