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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法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失衡1儒家法律思想及其现代观照（第2页）

它不但设制和调控着国家的基本制度以及个人与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在罗马法中是“公法”

领域），而且以无所不及的触角伸向任何私生活的领域，甚至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打开西方以所谓“私法”

为个体所设立的权利保护屏障。

现代人当然很难在严格意义上称这种无所不能的礼为法，但历史的事实是，当它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甚至成为具体条文时，当它在司法中被运用并在判案中作为法律依据时，它就是法，所以蔡元培说：“而今之所谓民法在古代颇具于礼。”

而古代的法律制度实际上正由礼与刑组成；所谓“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

（《汉书·刑法志》），“书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言行弼教，使之畏威远罪，辅之以善耳，唐、虞之治，固不能废刑也。

惟礼以防之有弗及，则刑以辅之而已”

（《汉书·刑法志》）。

可见，古代的“法”

被视为“刑”

，因而窄于西方法的概念，但当“礼法”

作为一个词相互补充，且互为界定时，则大致恰当地表达了古代人关于“法”

这一社会现象的大致含义。

这实际上是中国与西方，当代与历史的二元视域相融合、沟通、对话的结果，它不但把古代思想家关于法律的思想置于一个更为广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阐释，而且严格地保护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独特个性。

儒家的法律思想，也正因这一历史切入点的确定，而得到展现和诠释。

第一节儒家法理念的确立

礼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因袭损益的历史过程。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论语·为政》）这一过程，我们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礼是纯粹的宗教仪式的存在。

“礼”

的起源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

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说文解字》卷一中说：“礼，履也。

所以事神至福也。

从示、从豊，豊亦声。”

近人王国维对礼的考证：“盛玉以奉神之器，谓之若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礼。

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

可见，在“礼”

的起源阶段，其规范多保有图腾、禁忌等塔布性质，起作用的依据是对威不可测的天的恐惧心理。

这一阶段大致是从“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

直到夏朝的这一历史时期。

夏朝以后，天帝仍被奉为绝对的权威，但礼由祀神进而“引申为凡礼仪之称”

（徐灏《说文解字》），殷制造了上帝与祖宗神合二为一的宗教政治观，从而将天上与地下、现在与未来、国家与上帝沟通起来，使“起诸饮食”

、“祀神祈福”

的礼具有调整人间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功能。

礼的性质与内容都发生了改变，成为规范包括婚姻、血统、亲续、君臣等关系的行为规则并逐渐制度化了。

所以，夏商时期是礼由神人相通的仪式到俗世规范的演变的时期，这是第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