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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围猎（第5页）

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处处出清，货币这种交易媒介可有可无。

但这一模型有着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你必须假定，从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潜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须假定，你同时也能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潜在交易需求。

你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你，在经济学理论中，你们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们都能做出最优的选择。

于是，市场价格毫无遗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给和需求。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

我们怎么才能预测出5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呢？除了石油的现货市场，你还需要石油的期货市场，但石油的期货价格和未来的真实价格很可能相差极大，因为它漏掉了很多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信息。

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燃油，它们是石油市场上的大客户。

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来五十年需要购买多少石油呢？理论上讲，这需要一个机票的期货市场。

但为什么没有机票的期货市场呢？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哪一天需要坐飞机去哪里。

再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因此家庭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协调其未来的支出计划。

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既不是“硬预算约束”

，也不是“软预算约束”

，而是“模糊预算约束”

。

人们易于在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之间游移，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

在默文·金看来，由此带来的全球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因素。

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难确定消费的上限，由此导致家庭的消费行为可能长期偏离可持续的水平。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全球化的高潮。

中国、印度、俄罗斯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分工，为全球化而生产的工人数量急剧暴增，全球贸易涌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被压低，利率持续保持在超低的水平。

中国和德国是消费不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消费过度的代表。

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压力增加。

当利率过低的时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开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们称之为“打着灯笼找收益”

。

为此，银行不断创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

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会受到企业希望借入款项的总额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并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大多数衍生品的买卖都是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之间的对手交易，其交易规模没有任何限制，风险敞口的规模没有上限，潜在的损失也没有上限。

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各国央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次贷存量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互联网泡沫的体量比次贷要高出8倍。

然而，他们都看走眼了。

根据次级贷款创造出来的衍生产品规模要大得多。

这好比广场上两个老头在下棋，谁赢了谁得10块钱，但他们的后面围了一大堆有钱而无聊的看客，他们为谁能赢棋下注，赌注远远超过最初的10块钱。

与此同时，银行的杠杆率越来越高。

银行原本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借贷，但如今越来越不依赖自有资金，而是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借贷。

谁不这样做，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出局。

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期限错配：负债的期限越来越短，资产的期限越来越长。

批发融资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各大银行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大家相互交织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连累整个体系。

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银行业的规模、集中度和风险度都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仅“大到不能倒”

（toobigtofail），而且“紧密到不能倒”

（tooconnectedto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