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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围猎（第6页）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但我们找到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办法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一个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

这需要计算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即按照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给它们不同的打分，最后加权得出安全资产的数量。

这一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易于误导。

我们如何判断各类资产的风险程度呢？只能靠历史经验。

但我们何以能够断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资产，到明天不会出问题呢？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

如果计算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北岩银行在英国各大银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钱借给别人用，但出问题的恰恰是北岩银行。

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住房抵押贷款一直被视为高度安全的资产，北岩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

默文·金建议，简单直观的指标才是更有效的，与其看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

杠杆率是指资本相对于未加权的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看似粗疏，但却更为准确。

若看杠杆率，当时北岩银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60-80倍，理当引起监管者的关注。

默文·金的这一建议，背后的方法论是，不要妄想准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要认为有了精巧的模型计算结果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谦卑，看大局、重视经验和常识。

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因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失衡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解决。

当前的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从短期来看，利率并未低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又没有高到促使人们回归到正常的消费、储蓄轨道。

凯恩斯还是对的，一个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忽涨忽跌。

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央行进一步注入的资金很快就被囤积起来，我们已经掉进了利率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们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下，相反，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并降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由此导致投资下降。

我们用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给未来挖一个大坑。

可以设想，超低利率条件下债务水平仍然会不断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债务违约的定时炸弹就会被引爆。

当然，这可能会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世界经济会二度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沼。

同样能够想象，超低利率导致房价提高，未来一代年轻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钱，债务负担会更重，代际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货币本是一种“社会契约”

，一旦这种契约无非兑现，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爆发这些危机呢？我们并不知道。

默文·金谈到，金融危机的第一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持续的时间可能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金融危机的第二规律是：当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走向破灭的时候，其发生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明知道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却仍然不愿意停步，或是换到另一条道路上。

默文·金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局。

旧的规则已经失效，各国之间的互信已经打碎，前方的航道到处是暗礁，但舵手们却犹豫迟疑，指望蒙混过关，或是奇迹发生。

《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个米考伯先生，屡次失败，负债累累，但却总是幻想命运女神的垂青。

就在要被关进债务监狱的时候，他还向大卫借钱买酒，喝了酒就高兴起来。

魔鬼并没有离开我们。

我们和金融魔鬼在未来还有一个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