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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

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

比如，个人欲望以及精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

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ldo;通儒&rdo;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

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

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精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ldo;得道之语&rdo;:&ldo;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

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rdo;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ldo;成本计算&rdo;，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

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ldo;经世之学&rdo;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

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

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

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

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

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

是则托&ldo;兼爱&rdo;名，而博&ldo;为我&rdo;之实益。

[28]谈&ldo;义理&rdo;者，未必都是&ldo;借道德以沽名&rdo;;讲&ldo;经世&rdo;者，更不能一概归诸&ldo;假高名以营利&rdo;。

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ldo;从业人员&rdo;。

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

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ldo;以史为鉴&rdo;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

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ldo;经世之学&rdo;，是否也是意识到&ldo;纯汉学者&rdo;，最多只能&ldo;伺倡优之列&rdo;?不满足于&ldo;高隐&rdo;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ldo;经济&rdo;?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ldo;议政&rdo;或&ldo;从政&rdo;，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

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ldo;动机&rdo;与&ldo;效果&rdo;难得统一，可以谅解。

其实不一定。

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ldo;壮士&rdo;，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ldo;托&lso;兼爱&rso;名，而博&lso;为我&rso;之实益&rdo;[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