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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长之从南京调北师大工作，我的另一位从初中就成为朋友的同学张天麟，也调到北师大去工作。

无巧不成书，每次运动，他们俩总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成了有名的&ldo;运动员&rdo;。

张的事情在这里先不谈，只谈长之。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并不赞成国民党。

但我听说，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

确否不知。

即使是真的，也不过只是书生狂言，也可能与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关，当不得真的。

最大的罪名恐怕还是他那部《鲁迅批判》。

鲁迅几乎已经被尊为圣人，竟敢&ldo;批判&rdo;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这有点咎由自取，但也不完全是这样。

在莫须有的罪名满天飞的时候，谁碰上谁就倒霉。

长之是不碰也得碰的。

结果被加冕为&ldo;右派&rdo;。

谁都知道，这一顶帽子无比地沉重，无异于一条紧箍，而且谁都能念紧箍咒。

他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只在图书室搞资料，成了一个&ldo;不可接触者&rdo;。

反右后，历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带头的&ldo;运动员&rdo;，遭受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批判。

这却不是他笔下的那种&ldo;批判&rdo;，而是连灵魂带肉体双管齐下的批斗。

到了&ldo;十年浩劫&rdo;，他当然是绝对逃不过的。

他受的是什么&ldo;待遇&rdo;，我不清楚。

我自己则是自觉自愿地跳出来的，反对那一位北大的&ldo;老佛爷&rdo;，在牛棚中饱受痛打与折磨。

我们俩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ldo;四人帮&rdo;垮台以后，天日重明，普天同庆。

长之终于摘掉了&ldo;右派&rdo;帽子。

虽然仍有一顶&ldo;摘帽右派&rdo;的帽子无声无影地戴在头上，但他已经感觉到轻松多了。

有一天，他到燕园来看我，嘴里说着&ldo;我以前真不敢来呀!&rdo;这一句话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惭愧内疚。

我头上并没戴&ldo;右派&rdo;的帽子，为什么没有去看他呢?我决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不去看他的。

我生平最大的缺点‐‐说不定还是优点哩‐‐，就是不喜欢串门子。

我同吴组缃和林庚同居一园之内，也是十年九不遇地去看看他们。

但是长之毕竟与他俩不同。

我不能这样一解释就心安理得，我感到不安。

长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个手指已经弯曲僵硬如鸡爪，不能伸直。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说不清。

但是，我的泪水却向肚子里直流，我们相对无言了。

这好像是我同长之的最后一次会面。

又隔了一段时间，我随对外友协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那里呆的时间比较长。

回国以后，听说长之已经去世，我既吃惊又痛苦。

以长之的才华，本来还可以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共庆升平的。

然而竟赍志以没。

我们相交七十余年，生不能视其疾，死不能临其丧，我的心能得安宁吗?呜呼!长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归道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