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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

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

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

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

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

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糙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

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

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ldo;文革&rdo;之前。

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

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

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

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

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ldo;文革&rdo;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

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

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

当时两岸还没&ldo;三通&rdo;，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

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

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金条的存在，只要能提供当年的凭据便可兑现。

据说，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欲哭无泪，因为谁家也拿不出凭证。

当事人全都过世了，存单又都没有了，红口白牙地说故事银行总不能相信吧，最后只能作罢并且顽强地相信&ldo;咱家祖上阔过&rdo;。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2、在澡堂里过一辈子

爷爷奶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都去世了。

爷爷给我的印象是个文化不高，却非常儒雅，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老人。

爷爷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旧王府的四合院里，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国时候留下的，放到现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后像中国所有城市里的老建筑一样，在拆迁大潮中被夷为平地了。

那条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条老巷，巷子里都是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的称谓要么是&ldo;同志&rdo;、&ldo;师傅&rdo;要么是&ldo;大叔&rdo;、&ldo;阿姨&rdo;之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了&ldo;小姐&rdo;、&ldo;先生&rdo;这样的称呼。

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特别诧异的是，巷子里的左邻右舍见到我爷爷都喊&ldo;徐先生&rdo;。

不光是对我爷爷，爷爷家的四合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儿，人很瘦，背有点儿驼，一天到晚咳嗽，别人也称他&ldo;王先生&rdo;。

小时候我觉得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电影里才会听到有人称呼别人为&ldo;先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