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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2页）

里，比起升官发财之类的&ldo;正当职业&rdo;，他们就免不了有&ldo;不务正业&rdo;之嫌。

汉初宋忠、贾谊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说方士这一行是&ldo;居卑&rdo;、&ldo;行污&rdo;，&ldo;尊官厚，世之所高也&rdo;，&ldo;夫卜者，世俗之所贱简也。

&rdo;（《史记&iddot;日者列传》）但同时人们对方士又有一种好奇的崇敬心理，总是用一种神秘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好像贫富贵贱、祸福吉凶就操纵在他们手里似的。

其实，方士跟普通人一样，也可以类相分，也有贫富贵贱之别的。

&ldo;方士阶层&rdo;的身分构成是极其复杂的，从&ldo;就业&rdo;情形来看，有&ldo;专职&rdo;和&ldo;兼职&rdo;之分;从格调情趣来说，有&ldo;高雅&rdo;、&ldo;卑俗&rdo;之别;从活动性质来讲，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ldo;学究派&rdo;，有的则是卖技敛财的&ldo;江湖派&rdo;。

他们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出身高贵之门，有的来自下里巴人。

如果把西汉以来的方士进行分类，则可大致分为&ldo;学究&rdo;、&ldo;隐士&rdo;、&ldo;僧道&rdo;、&ldo;食客&rdo;、&ldo;生意人&rdo;、&ldo;江湖术士&rdo;等不同类型。

（一）学究型

&ldo;学究&rdo;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识阶层，他们最擅长研究命理，探讨方法，著书立说，算命术的产生、变革和流传，都离不开他们的创作和整理。

他们研究命理或为人推命，往往都是&ldo;兼职&rdo;的，就其身分本质而言，大多属于封建社会的&ldo;士&rdo;阶层，即封建知识分子。

像奠定命学理论基础的王充，是东汉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术更加完善的李虚中，则是唐代进士出身;明代的万民英，近代的袁树珊，无不才思敏捷，文采横溢。

事实上没有封建&ldo;士&rdo;人的参与和创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术数。

这是因为，一方面，术数本身一开始就与阴阳五行、八卦易数、儒学道统、佛家意识等融汇贯通，因此中国方术自始至终都带有极强的理性特点;另一方面，术数的内部机制也越来越趋向严谨而不失辩证，复杂而又有条理，这就必须要有深厚的天文历象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为人推测吉凶祸福和寿夭贵贱，还需要懂得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情世故。

术数自身的博大深奥，就决定了发明创造和具体推算的&ldo;术士&rdo;们必须具有高深的哲学理论、严谨的思辨素养、丰富的社会阅历、极大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头及文字表达能力。

于是具备这些客观要求的封建&ldo;士&rdo;阶层便自觉与不自觉地参与或担当了算命术数的发明、改造及其不断的整合了，以至术数中无处不流露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来。

（二）隐士型

&ldo;隐士&rdo;型方士则又是一番特点，他们大都是些&ldo;异人&rdo;、&ldo;高人&rdo;，既具丰富而又极有理性的思想，却又往往避开人世，尤其远弃凶险黑暗的官场。

好像传统的社会结构本身就有制造&ldo;隐士&rdo;的功能似的，几乎历朝都有他们存在。

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ldo;隐士&rdo;，&ldo;隐士&rdo;往往都是满腹经纶而没有人生际遇，积极进取而看破仕途险恶的人。

因此他们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与人寡合，重义轻财的特点，他们精通术数，但绝无商贾见钱眼开的铜臭心理;他们为人看命，绝不耍那套附会迎合的骗人把戏。

汉代的司马季主虽然于市中设肆卖卜，但正如贾谊所说：&ldo;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

&rdo;贾谊说尊官厚禄才是贤人所居，而司马季主则慷慨陈辞：&ldo;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

卑疵而前，纤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开操白刃劫人者也。

&rdo;其对官僚的奸诈趋利，自私害人的&ldo;高贤&rdo;嘴脸，可谓鞭挞得痛快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