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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2页）

面对《鹿鼎记》&ldo;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这个杰出人物&rdo;，严家炎更是无条件地肯定，认为&ldo;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rdo;。

其实，金庸小说的历史背景，完全是为故事的好看而设置的，与其说其中寄寓着金庸的&ldo;现代意识&rdo;，毋宁说浸透着金庸对其时香港读者口味的揣摩、把握。

金庸制作那一大批武侠小说时，香港尚属英国殖民地，异族人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金庸小说的读者都是通常所谓的&ldo;亡国奴&rdo;。

而金庸喜欢设置一个民族冲突的背景，与香港其时的这种现实恐怕分不开。

金庸最初写作的《书剑恩仇录》，就有着反清复明的思想，与后来的《鹿鼎记》对满汉关系的处理就大异其趣。

我以为这是因为其时香港的传统文化氛围还很浓郁，大众读者还有着&ldo;故国之思&rdo;，所以金庸要用一个反清复明的故事来迎合读者的情绪。

而后来，香港的群众心理发生了变化，金庸小说对民族冲突的写法也随之而变。

至于把塑造了康熙这个&ldo;好皇帝&rdo;的形象视作金庸的&ldo;重要贡献&rdo;和&ldo;现代精神的生动体现&rdo;，就不免让人对严家炎先生自身的&ldo;现代精神&rdo;表示怀疑了。

封建社会的皇帝，作为独裁者，是没有很本质的区别的。

当然，&ldo;仁君&rdo;与&ldo;暴君&rdo;、&ldo;有道明君&rdo;与&ldo;无道昏君&rdo;，会使&ldo;子民&rdo;的生活状况有所不同，后人在对他们进行历史的评价时，也应区别对待。

但是，在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人看来，再好的皇帝，也是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再好的皇帝，在实质上也是人民的敌人，有道之君与无道之君的区别，充其量也不过就像有道之盗与无道之盗的区别一样。

这一点无关乎皇帝个人的品德才能，而是那种专制政体所决定的。

这本是常识中的常识。

对&ldo;明君清官&rdo;的歌颂，仍然是为了迎合往往&ldo;想做奴隶而不得&rdo;的中国人渴望&ldo;做稳奴隶&rdo;的心理。

而严家炎先生竟以&ldo;康熙虽是满族，却符合儒法两家所定的&lso;圣君&rso;标准&rdo;为由，来赞美金庸对康熙的赞美，真有些匪夷所思。

&ldo;圣君&rdo;云云，难道是一种&ldo;现代观念&rdo;吗?儒法两家的思想中，难道能找到原原本本的&ldo;现代精神&rdo;吗?严家炎说：&ldo;完全可以说，《鹿鼎记》是一部歌颂康熙的作品。

&rdo;但这样地歌颂康熙，无论是用现代眼光还是用历史眼光去看，都不是没有问题的。

承认清代比明代将国家管理得更好，不等于将几百年间满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笔抹杀。

&ldo;扬州十日&rdo;、&ldo;嘉定三屠&rdo;，且不说它，那&ldo;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rdo;的严酷措施，在康熙一朝不是实行得毫不含糊吗?在&ldo;中华民族大家庭&rdo;内，当然应该破除&ldo;汉族本位&rdo;的观念，然而，有清一代，实行的不分明是&ldo;满族本位&rdo;吗?也许不应该责备金庸，金庸本就是在&ldo;戏说历史&rdo;，哄读者开开心而已。

该责备的，是拿这种戏说当真的学者。

不过，金庸对历史的&ldo;戏说&rdo;，却又并不是随意地乱说。

在殖民地一隅的香港，金庸对异族统治者的歌颂，或许正是摸准了&ldo;做稳了奴隶&rdo;的读者所具有的某种心理、情绪吧?《鹿鼎记》里，康熙对韦小宝说过这样一番话：&ldo;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比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天地会的反贼定要恢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rdo;这番话屡被&ldo;金学家&rdo;们引用，严家炎先生在这篇《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里也引用了它。

康熙这番话当然说得入情入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当初的&ldo;反清复明&rdo;，也是封建意识作怪。

然而，如果考虑到康熙这番话是金庸首先写给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读者看的，事情就变得颇堪玩味了。

康熙可以对韦小宝说这样的话，而70年代的港督，难道不也可以对港人（例如金庸）说这样的话吗?‐‐挑明这一层，仍然丝毫无意于责备金庸，更不是要给金庸戴上&ldo;汉奸卖国贼&rdo;的帽子。

金庸这样写自有他的理由。

这理由就在于首先要投合广大香港读者的口味。

这里谈不上什么历史观，更与所谓的&ldo;现代精神&rdo;不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