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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传统和现代抉择中儒学的历史命运关于儒学的死亡与再生问题的反思（第3页）

我们会发现，所谓第二期的复兴，是建立在与原始儒学同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之上，保留在儒家原有的思想框架之中，就是说，尽管在魏晋隋唐的历史中，儒学被挤出主流文化，道佛当道，但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血缘宗法制度以及王权专制仍根深蒂固并更为成熟，那么在理论本性上最适合它的儒学的复兴是符合历史的逻辑的。

而到了明清之际，社会发生了“天崩地解”

的剧变，宋明理学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我们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儒学的反思和检讨中，可以看到这种衰落在性质上不同于汉末的那次儒学的衰微，因为有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性质的社会关系在开始产生，原有的儒学框架无法容纳的新的思想也相随而起。

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思潮，从总体上说是儒学内部的自我检讨，在这种反思中，他们初步提出了许多具有早期启蒙意义的新思想、新观念，终结了宋明理学。

不过明清之际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宋明理学的终结完全不同于东汉末年儒学的蜕变，他们在对儒学的反思，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中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表明了两点：首先，他们的历史局限表明，儒学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之内已经无法真正实现自我更新，儒学伦理道德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吸收时代发展的新精神，超越旧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否则，就只能是炼石补天。

其次，明朝的覆亡标志着古代封建社会的衰竭，明清之际的社会批判思潮表现了儒学发展的末路。

儒家伦理道德建立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封建社会的腐朽必然导致它的理论终结。

加上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对汉民族的反抗采取了铁血镇压的政策，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思想禁锢，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消灭任何他们认为是违禁的思想和学者。

这种文化上的高压政策使得人们不敢也不能在思想上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于是人们便转而潜心于经典的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这就产生了清代的朴学。

毫无疑义，朴学对于古代文化典籍包括文字所作的整理，在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但就思想道德发展而言，也暴露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内在活力的枯竭。

如果没有新的生命力的注入，不以新的视野对它进行新的诠释，儒家伦理道德必将成为僵死的教条。

儒家伦理道德的产生、发展、演变，从理论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曲折、起伏、兴旺和衰竭。

它建立在血缘家庭和自然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精神是与后者相适应的。

它在明清之际的蜕变是中国封建社会走上末路的必然结果。

封建社会的发展到清代已经难以出现新的活性因素，儒学的蜕变和衰竭不可避免。

二、儒学当代命运的三种判定

中国的近代史是充满磨难和艰辛的历史，中国现代化也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它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过程，即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冲击与中国文化作出反响与回应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中国现代化是在近代古今中西之争中拉开自己的序幕的，它始终面临着既要跟上文化的世界潮流又要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既要学西方又要抗击殖民文化；既要肯定自己文化的根底又要超越自己以往的陈旧传统等这样一些错综互渗的文化难题。

对儒家文化的不同的主张都是围绕解决这些文化难题、寻觅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所必然出现的。

不同的文化理论都主张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与传播所造成的震荡与冲击作出反应与回应，以应战对付挑战，主张吸纳和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渴望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等等。

但由于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路径理解各不相同，它们在怎样向西方学习和如何向西方学习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上则如同冰炭，这就决定了它们的理论构建及对儒家当代命运的不同判定。

对于儒家文化，西化派说“死”

，新儒家说“生”

，马克思主义者则超越就文化论文化的生死，但三种主张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所谓民族主义情绪，一般而言，是指一个民族的各份子对本民族的一种心理体认，或者个人对本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具体包括对民族精神的拥戴、民族文化的珍惜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心等等。

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为主体，关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兴衰存亡问题，这是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特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他们那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压倒一切的共同关心的中心主题，西化派对传统文化的否认和批判及其全盘西化的要求，新儒家对儒家文化传统的认同及其对儒家文化真义的阐释发挥，马克思主义者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动机来看，都是出于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富国强民的文化出路的考虑。

不仅如此，三种主张都希望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并建设起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文化。

西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缺点和弊端有着切肤之痛的认识，主张彻底摒弃死亡的传统伦理，全盘引进和输入西方伦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胡适说：“有伟大历史的民族，只要有急起直追的决心，终还有生存自立的机会。

自然虽然残酷，但他也还有最慈爱的一点：就是后天的变态大部分不致遗传下去。

一千年的缠足，一旦放了，仍然可以恢复天足，这是使我们对于前途最可乐观的。”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

现代新儒家亦不讳言传统儒家伦理的严重缺陷，他们同样主张吸纳和学习先进的西方伦理并对传统儒家伦理作出新的反思和阐释，以实现其传统的现代转型。

贺麟认为：“真正认识了西洋文化便是超越西洋文化，能够理解西洋文化，自能吸收、转化、利用、征服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

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力主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文化。

李大钊主张建设新的伦理价值观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

进而再造一个“青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