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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传统和现代抉择中儒学的历史命运关于儒学的死亡与再生问题的反思（第2页）

的思想，以君权神授理论为汉王朝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

尽管就儒学发展的脉络而言，董仲舒的思想比原始儒学的天道观还要落后，但他对儒家学派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对儒家倡导的伦理纲常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论证，确立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并使之获得了绝对性的地位。

他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思想在当时也有其现实的社会价值，这不仅表现在儒家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社会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适应了汉代以后大一统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且，他在王权之上设立了一个绝对至高无上的神权，对于封建君主来说多少还有一点制约作用，多少使得在人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的君主不敢任意胡作非为。

所以，按照牟宗三的看法，儒学在汉代尽到了学术使命和时代责任，但到了东汉末年，它已走到了尽头和绝处，两汉经学对儒学元典作了大量乃至极为烦琐的解释，它虽然为后儒理解儒家元典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但同时又导致了儒学的僵化。

谶纬的流行又使儒学演变为神学。

于是，汉武帝以来儒学定于一尊的地位实际上只能依靠政治权力维持，失去了统一思想、规范人心的社会作用。

东汉以降，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就中国文化的主流言，这一时期的学术歧出了，叉出去了。

中国原有的神仙方术发展为道教。

它以先秦道家的学说作为自己的哲学理论基础，把抽象的思辨与神仙、方术结合在一起，追求心性的高洁与生命的永恒。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当佛教传入之初，曾被人们视为一种方术。

随着佛教典籍的传译，其理论也逐渐被中国人了解和接受，并在魏晋以后动乱社会环境中得到相当大的发展。

而从儒学中演变出来的是玄学。

汉魏之际一批学者从经学中超越出来，一反其寻章摘句的思维方式，着重发挥元典中的义理。

他们把儒家的《周易》和道家的《老子》、《庄子》作为基本典籍，以道家的精神解释儒家的学说，追求深奥玄远的哲理。

正是在玄学深奥思辨的思潮中，比它更加玄奥的佛教最终取代了它并一度成为代表中国思想发展时代特征的主要社会思潮。

道家论有无，佛教谈空苦，它们都在本体的层面解释世界的存在，剖析社会和人生，为人们提供了不同于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道教提倡避世，佛教追求出世，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回避或超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这种学说在社会动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特别容易被接受，因而唐代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理论局面。

但即使在这个时期，儒学从未停止过对佛道的批判和自身的复兴运动，到了唐代中期，韩愈提出了儒家学说发展的道统说，发起了复兴儒家的理论运动。

但是，唐代学者对佛道的批判，大多数停留在政治、道德和社会功能层面，基本上是以传统儒学的天命观对抗佛道的本体之学，其批判就显得苍白无力。

宋代学者为适应巩固和发展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政治需要，把复兴儒学、批判佛道的理论运动推向高潮，重振儒家道德纲常的理论权威，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在思想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

新儒家把宋明理学视为儒学第二期之发展，宋明理学的意义是把中国文化从魏晋隋唐长期的歧出中拉回到本位，回收到它本身。

牟宗三说：“理学的本质意义即在道德意识的复苏。”

宋明理学以性命义理为核心，是本体论、伦理学和认识论高度一致的思辨学说。

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最终定型，是儒、释、道三家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产物。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宋明理学是对儒家伦理道德学说的思辨改造和哲学论证。

理学家们没有像宋以前那样只是对佛道学说进行简单的政治道德上的否定，而是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它们哲学本体论基础的荒诞，并积极吸收其高度抽象的思辨方法，从本体论的层面对儒家倡导的道德纲常进行新的解释和论证。

它把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抽象为天理，并把天理规定为宇宙万物统一的最高的本体，这就在高度思辨的哲学层面重新确立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绝对权威，重新论证了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最终论证，因而得到统治者的极大肯定，并被正式确定为官方思想。

可以说，儒学的理学化标志着儒学理论的最终定型，直到近代以前，它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再也没有动摇过，再也没有其他学说能够与它相抗衡。

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进程中的最为关键的环节，按新儒家的说法，它是对第一期儒学的辩证否定。

如果说第一期儒学是积极的、丰富的、建设的、综合的，那么第二期则是消极的、分解的、空灵的，第三期儒学则是否定之否定，是对第一期儒学的复归。

从第一期到第二期间有道家的兴起，佛学的泛滥，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歧出，为中国文化之大开，这种大开对于重铸中国文化当然极有助益，所以才有宋明理学的兴起，并把中国文化拉回本位，复归本身。

有衰落，才会有复兴，有原始儒学的衰落，才会有宋明理学的兴起，那么，六百年之宋明理学之发展随着明亡而音歇响绝，是否就意味着有第三期儒学的复兴呢？

文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现象学”

，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系统的内部矛盾和文化主体的参与作用等等。

用这样的一种视角去看历史，就能抓住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也会看到儒学复兴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