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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的理论升华儒家伦理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第2页）

置于血缘宗法的基础之上，不但弥补了韩非的断裂，还找到了终极的依据，“五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春秋繁露·基义》），真正确立了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最基本的“三纲”

道德原则。

“三纲”

之下还有五常的德目，即仁、义、礼、智、信，它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已有论述，孟子随后从孔子提出的众多德目中抽出仁、义、礼、智四德，并把它们植根于人心，视为孝悌情感的自然发展。

后来，董仲舒把孔子提出但被孟子忽视的“信”

补入，构成仁、义、礼、智、信五常。

可以说，古代社会道德规范体系都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展开的。

“三纲”

的道德体系是对中国古代宗法血缘关系的概括和反映，在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有两项规范家庭关系，君臣只是父子的强化，朋友则是兄弟的推衍。

即使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仁义礼智信也是家庭伦常的扩展，“仁之实，事亲是也。

义之实，从兄是也。

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孟子·离娄上》）。

而“有诸己之谓信”

（《孟子·尽心下》）。

总之，被人们尊奉和践履了几千年的道德规范体系是适应中国宗法社会的产物，其宗法属性是其本质属性。

其次，儒家还构建了一套移孝为忠的宗法政治逻辑。

移孝作忠是秦以后的事，它的社会基础有二点：一是家国一体的宗法观念牢不可破。

西周之世，家国一体仍具有同一的性质，但秦废封建而置郡县以后，家国从根本上分离出来，家失去了行政组织的功能，而其社会细胞的性质仍充分展示出来。

由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小农自然经济，即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单位，因而，国家实际上建立于家庭经济之上，家是一国的经济基础，两者具有根本一致的共同利益，因此，尽管家国已有分离，但家国一体的观念仍有存在的现实基础，由孝而忠的推演，也就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家国毕竟有了根本的分离，家与国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不仅有着利益的一致性，也有利益的冲突性。

国家作为以家庭为单元的社会共同体，不允许把家庭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要提倡家庭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但又不能直接否定家庭至上的观念。

为了调和这种矛盾，移孝为忠就有了现实必然性。

“孝”

字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已有出现。

《吕氏春秋·孝行篇》讲到《商书》刑法是“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

。

高诱注此谓“商汤所制法也”

。

这说明在商代“孝”

已是法律强制实施的规范了，这当然符合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的要求，但“孝”

成为核心的道德范畴和基本的道德原则还是要到孔子之后。

孔子是最为自觉地意识到宗法制度的精神实质和社会功能者。

他以“仁”

释“礼”

的基础是社会的血缘联系，其集中的观念表现是为“孝”

，因此，孔子在《论语》中对“孝”

作了具体的道德规定：“孟懿子问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