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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5页）

。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

，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

。

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

，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

，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

（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

，我便那么奚落他。

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

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

，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

的，也毫无“睚眦之怨”

（7）。

那“动机”

（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

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

之嫌，“动机”

就很“不纯洁”

了。

然而我以为也并不。

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

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

“孤桐先生”

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

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

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