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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面对印刷术的发明，他曾经不无悲情地慨叹这种&ldo;文明的倒退&rdo;，&ldo;我们又回归眼睛占支配地位的文明，而不是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

&rdo;所以，&ldo;希腊在标志着文明进步的印刷术出现之后却逐渐衰落了&rdo;。

但是，英尼斯的自相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后他同样指出，正是广播和喇叭的发明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

换言之，耳朵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同样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安全。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serosvici）在《群氓的时代》中谈到&ldo;媒体是威望的消费者&rdo;时有这样一段评价：&ldo;古希腊在一代人中也许能造就一万个或者两万个小希特勒，而现在的德国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造就几百万个小希特勒。

&rdo;随着媒体手段和技术的飞跃发展，过去古希腊城邦的一个政治领袖或煽动家只能以他的声音所及的千百人为限，而现在一个政治领袖的话能够通过印刷文字、无线电波、卫星电视达到亿万人。

塔尔德同样指出，&ldo;要动员2万名雅典市民也许需要30位演说家，而现在我们只需要不超过10位的新闻记者就能唤醒4000万法国人。

&rdo;如此说来，整个世界已经进化到了眼睛和耳朵一起支配的文明时期。

我们司空见惯的&ldo;耳濡目染&rdo;同样意味着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媒体的奴仆。

在我看来，无论是耳朵支配文明，还是眼睛支配文明，这都是一种受感官直接支配的文明。

如果我们的社会想取得进步，就必须让这种被动局面有所改观。

如圣埃克绪佩里写在《小王子》里的那句名言，不要用眼睛看，而要用心灵。

同样，当我们倾听广播，不要用耳朵听，而要用心灵。

唯其如此，我们才是传播世界里真实的主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投射装置。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英尼斯所提出的&ldo;媒介&rdo;赋予更辽阔的视野与内涵。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人即信息的集合体。

且不说生命的遗传包含着生命信息的传承，从社会化成长的角度来看，人们关于信息的获得与提取同样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我们认定社会控制是一场关乎&ldo;信息决定行为&rdo;的战争，那么我们便可以轻松抛弃有关人类&ldo;性善&rdo;或&ldo;性恶&rdo;的无谓争论。

媒介支配生活，监狱同样是一种媒介。

透过福柯解构的&ldo;全景监狱&rdo;（panoptin），我们发现犯人们之所以循规蹈矩地生活，只是因为他们处于被监视的&ldo;信息不对称&rdo;之中。

当老大哥的暴力与偷窥合二为一时，每个人其实都处于一种被&ldo;瞄准射击&rdo;的状态。

就像影片《狙击电话亭》（phonebooth）里那位困在电话亭里的纽约青年一样，在暴力面前，人们不得不受命于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而无条件地顺从变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显然，我们不能依据这种&ldo;循规蹈矩&rdo;断定犯人或者那些被偷窥绑架的人正在做着有德行的事情。

关于这个结论，相信在我们阅读乔治奥威尔的旷世杰作《一九八四》时同样深有体会。

制度是一种媒介，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文明形态与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