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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蹉跎岁月不蹉跎 抗大小学的记忆（第1页）

秋后的一天，我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大象。

大象因为办案到北京公干，特地来与我相聚。

婷婷、小于和我在别墅接待了他。

酒过三巡，大象说起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的确在许多方面，比当时的我们优秀许多。

比如知识面广、信息灵通、办事不拘泥于套路。

但是，唯独缺乏的是吃苦精神。

我们警局就有不少这样的高材生，论能力和知识水平，那是没得说。

一旦进入办案瓶颈，往往退缩。

这点真不如我们这些老同志。”

我打趣地说道：“独生子女造就的一代，鲜有吃苦精神。

我们可是经历过抗大小学，7岁就自己搬桌椅上学。”

婷婷好奇地问道：“儿童小桌椅吗？”

我摇了摇头：“大学生用的实木桌椅，一套足有60斤，我那时刚过1米，扛起来走1公里。”

小于问道：“只听说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盛京的抗大小学是怎么回事？”

大象微笑道：“你们张总为此特意写过一个小文，就是记叙抗大小学，你们有兴趣让他讲讲。”

婷婷兴奋地说道：“我怎么也不知道？老公，就讲讲呗！”

我迅速陷入了沉思，年过五十后，我不自觉地愿意回忆过去，过去的故事，哪怕过了四十多年，依然恍若隔日。

1972年中国教育界发生一件大事：可能是为了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全国中小学在校生集体“蹲班”

半年。

无奈，我的一年级还得再读半年，大我五岁的姐姐当然也不例外。

至于抗大小学，也可能是盛京独有的产物。

1959-1961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

，产生了大饥荒，据说饿死数以千万计的普通百姓，人口出生率也锐减。

进入1963年，随着“饥荒”

的缓解和结束，人口出生率“报复性”

增长。

“三年大饥荒”

新生儿人口总数仅为3986万，而随后的1963、1964、1965年三年新生人口总数为8334万，较“三年大饥荒”

暴增4348万，增长率109%。

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命，百业凋零，全国经济大倒退，国库捉襟见肘，原有的教育资源，已经满足不了入学新生的暴增需求。

党中央推出企事业单位自行办学的要求，且国家不拨付1分钱。

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的企事业单位连开资都困难，根本不具备自行办学的条件。

而作为“共和国长子”

（亦称“共和国提款机”

）的盛京，尚有少许家底。

于是盛京市委号召大型厂矿和事业单位，发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