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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板垣施计奉天城01（第3页）

1934年4月29日授予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1月28日晋升陆军大将。

植田谦吉在陆军中没什么派别，被视为军队中比较稳健的中立派，他既不支持作风激进的“皇道派”

，也不赞成和财阀勾结的“统制派”

，这种机会主义立场让他左右逢源，成为了“二二六”

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植田谦吉上任不久，在满洲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即兴安北、兴安南、兴安东、兴安西四个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

的“国策”

，时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

凌升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

的“国语”

；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

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

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

既定“国策”

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

植田谦吉得知此事后，恼休成怒。

为防止凌升和兴安北省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的反抗，植田谦吉决定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3月下旬，在植田谦吉的授意下，日本关东军开始在海拉尔、南屯、西屯和莫和尔图等地戒严，并由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大肆逮捕凌升的亲信及部下，先后拘捕20余人，其中主要有：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福龄（凌升胞弟，字松亭，达斡尔族），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凌升妹夫，字子馨，达斡尔族），新巴尔虎右翼旗警务保长拉玛迪，新巴尔虎左翼旗警务课长春海，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尉倭信泰（达斡尔族，敖拉哈拉），兴安北省警备军骑兵第七团上尉团副沙德勒图、兴安北省公署总务厅长荣安、总务课长双海、会计课长葆定、地方课长倭格吉布，海拉尔市政管理处长德春，索伦旗长恩明、行政课长额尔很巴雅尔等。

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通苏通蒙被疑者”

名义逮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官兼日语翻译华林泰。

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通苏通蒙”

的事实。

在拷问中，凌升说道：“别人无罪，凡事都我一人担当，不要牵涉别人”

。

4月12日，凌升等6人被移送新京军事法庭，4月14日，凌升被褫夺勋章与纪念章。

4月1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凌升等通苏通蒙公报》，判处凌升等人死刑。

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

沙德勒图、倭信泰两人被分别判处15年、13年徒刑，后死于抚顺监狱中。

这就是史学界称之为的“凌升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