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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遂宁内外 唐德宗的统治策略下（第1页）

姑息藩镇

削藩战争的挫折，特别是“奉天之难”

的爆发，使唐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最初的强硬转为了后来的姑息。

从而使得地方割据势力逐渐增强。

据说，在朱泚反叛后，德宗曾考虑逃亡成都，这也暴露了他对局势的绝望。

但最终在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之下，德宗才选择留在了长安。

唐德宗对藩镇态度的转变，也让原本解决藩镇问题的良好机遇被错过，此号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难以收拾，最终成为积重难返的问题。

依重宦官

在遭遇“泾师之变”

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

原因在于他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对他的忠诚和支持，远超过那些本应效忠于他的禁军将领。

这也给德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最终将统领禁军的重任交给了宦官。

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重返京师三个月后，便决定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并任命窦文场和霍仙鸣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

随着神策军地位的提升，逐渐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为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部队。

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李适进一步扩建神策军为左、右神策军，并继续由宦官担任监军。

至贞元十二年（796年），李适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直接授予他们高于神策军大将军的地位，成为实际的统帅。

从此，神策军的指挥权落入宦官手中。

此外，德宗还通过设立监军使印信的方式，固定了宦官担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做法，提高了监军的地位并使之制度化。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宦官已从昔日的卑微角色上升为政治中枢的重要力量，对后续唐朝皇帝的影响深远，甚至出现了两位皇帝亡于宦官之手的情况。

史学家普遍认为，宦官专权是唐代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状况的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密切相关。

宠信奸臣

在建中年间（780年－783年），唐德宗对奸相卢杞的崇信达到了顶峰。

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如颜真卿等，使得朝政更加混乱，加剧了建中年间的动荡局势。

卢杞的专权不仅破坏了朝廷内部的和谐，也削弱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进入贞元年间，德宗又宠信了另一位奸臣——裴延龄，任命他掌管国家财政。

裴延龄为人奸诈，欺君罔上，为了迎合李适的贪欲，不顾百姓的贫困和疾苦，大肆聚敛财物。

他的政策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发了社会不满，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

宰相陆贽曾上奏书，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欺妄，指出其“侵削兆民，为天子取怨于下”

，警告这样终将会招致祸乱。

陆贽的谏言极为深切，直指问题的核心，但他忠直的声音未能打动唐德宗李适。

相反，唐德宗不仅不听忠告，反而贬斥了陆贽等人，使得正直的大臣们受到打压，进一步恶化了政治环境。

唐德宗李适对卢杞和裴延龄等人的信任，反映了他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误。

这些奸臣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也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尤其是裴延龄的财政政策，直接导致了民生困苦和社会动荡，动摇了唐朝的根基。

李适未能采纳贤臣的建议，反而将他们排挤出权力中心，这不仅削弱了他的统治基础，也为后续的历史进程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文体革新运动与古文运动

大历至贞元年间（766年－805年），唐朝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