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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章 崛起之时2（第2页）

在正常情况下，国共代表的阶级是有矛盾的，是对立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冲突，但当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和压迫，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时候，国内所有的阶级将会暂时团结起来，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了北伐。

当列强看到势头不妙，开始出资收买买办资产阶级以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大官僚和大地主的矛盾就缓解了，他们开始合起伙来将矛盾对准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于是就有了4.12反革命政变和7.15反革命政变，这就是书上所说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等时间到了1937年，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日本人对中国进行的将是灭国之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国内所有的阶级必须团结起来，爆发了“西安事变”

，全民族要求一致抗日，军阀们纷纷发表抗日宣言，大买办宋子文的抗日态度非常坚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国公认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抗日，这是他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所以，蒋介石抗日的态度是真诚的。

蒋的态度是真诚的，可内心是忧虑的，中日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单说钢的年产量，在1937年，日本超200万吨，德国超1000万吨，苏联超1000万吨，美国更夸张，超2000万吨，国民政府不到10万吨。

国民政府手里就晚清留下的那点家底，武器装备几乎都要依靠进口，价格高昂，打一样少一样，日本有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武器装备几乎自给自足，价格便宜，如果仅仅考虑军队，的确没有赢的希望。

最好的战略就是拖，延迟和日本决战的时间，等中国工业力量强那么一点，中日差距小那么一点，再进行决战，届时胜负难料。

蒋在那里百般惆怅，内心无比纠结，日军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不会啊，日军每个人都蠢蠢欲动，迫不及待想要搞事情，企图建功立业以便提升自家生活水平或者实现阶层跃升，他们考虑的不是干不干的问题，而是在哪里干的问题。

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需要把时间往回拨一点。

坏人都喜欢欺负老实人，“九一八事变”

东北军不战而溃，给日本人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开始自由的飞翔，在1933年初表示，热河也是“满洲国”

的领土，让东北军赶紧滚蛋，张学良怒了，表示不滚，劳资也是血性男儿，要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

张还是太年轻了，以为领导一句话，下属就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他不知道下属只尊敬有威信的领导，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软弱表现，已经让他威信扫地，手下的喽啰们已经不把他当回事了，张实施抵抗的话音还没有落地，手下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已经逃之夭夭，速度快到日本人都望尘莫及，直骂晦气。

这两件事情和蒋介石没有直接关系，但蒋作为全国领袖，负有领导责任，也遭到全国人民唾骂，无奈之下，蒋不得不从“剿共“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安排何应钦到河北去和日本人打一打，当然，在此时蒋的心中，在没有彻底剿灭共产党之前，还不能和日本人全面摊牌，“打是手段，和是目的”

。

然后就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关隘打了起来，一共打了两个多月，非常血腥，西北的汉子们表现非常生猛，原冯玉祥的部下，29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用砍刀砍死了几百个鬼子，威震全国。

再铁血的汉子也挡不住大炮和炸弹的攻击，长城抗战最终还是失败了，蒋介石本着“攘外必先安内”

的思路，安排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这个里面有一条规定，国民党中央军不能驻守北平和天津，但可以留下杂牌军驻守，日本人觉得29军就很好。

29军不是抗日的英雄部队吗？日本人为啥选择这么一支仇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部队驻守平津呢？这不是给自己添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