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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章（第1页）

因此，即使从&ldo;乐观&rdo;的角度看‐‐如果能够就防止核战争达成一项国际协议的话‐‐使用原子弹突袭日本所造成的军事上的有利形势和对美国人生命的拯救，也会因随之而来的丧失信心，席卷世界其它地区的恐惧和厌恶，以及国内舆论的分歧而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意义。

从这种观点看，最好的办法是在沙漠或荒岛上当着联合国所有国家的代表面前，为展示这种新武器的威力进行一次爆炸。

如果美国对全世界说：&ldo;你们看到了我们业已拥有什么样的武器，但是我们并没有使用它。

我们乐于在今后放弃使用这种武器，只要其它国家也同我们一起这样做并同意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

&rdo;这就为达成一项国际协定创造了最佳气氛。

此后，如熊获得联合国（和国内舆论）的同意，或许可以对日本使用这一武器，但最好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其投降，或至少疏散某些地区，以免全部毁灭。

这听起来似乎异想天开，但核武器的摧毁力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想充分利用我们拥有这种武器所取得的优势，我们就必须采取新的、充满想象力的措施。

芝加哥实验室的原子科学家也是意见分歧，而且时有流露，因而主持原子研究的康普顿指示他们就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进行意见测验。

一次匆匆进行的意见测验表明，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原子科学家赞成在军事上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百分之四十六赞成先进行有限的军事示威行动，其余的人则赞成对其使用进行其它形式的限制。

在有关使用的最后决定作出之前，格罗夫斯将军向陆军部长递交了科学家对使用原子弹的意见的抽样调查，这个调查表明。

只有极少数人赞成在无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这种趋势的最明显实例是，尽管最先提出制造原子弹的人是那些极其仇恨纳粹并害怕纳粹统治世界的人，但遭到原子弹袭击的却根本不是纳粹，而是日本人。

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iddot;弗莱明所说，日本人代希特勒服下了这口苦药。

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投降前儿个月，美国人就已不再怕纳粹能制成一颗原子弹来了。

而在太平洋，尽管美国军队正向敌人围拢，但人们仍普遍认为，美国必须入侵日本本土，才能结束战争。

然而缩短对日战争时间，甚至拯救千百万条生命，与防止纳粹统治世界仍然是目标不同的。

但是一颗原子弹业已制造出来，而且耗资巨大。

最后，一切主张谨慎和认真考虑长远后果的声音，几乎都被淹没在周密组织而规模庞大的工作所发出的一片喧嚣的声浪中。

杜鲁门总统负起把原子弹引入世界的全部责任。

艾丽斯&iddot;金布尔&iddot;史密斯认为，&ldo;但是他的决定与其说是一个积极的行动，不如说是作出了一项选择，决定不去制止三个月前业已发展了的声势浩大而层面繁复的工作。

如果他不听信自己最信任的同事们的劝告，而去制止这项工作，那就需要自己单独采取一种惊人的独创性行动。

&rdo;格罗夫斯将军后来回忆说，总统的决定&ldo;是一个不干涉的决定是基本上不推翻原有计划的决定。

&rdo;

一九四九年，苏联拥有&ldo;超级&rdo;原子弹（即氢弹）的消息刺激并大大促进了原子武器研究的第二阶段，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新趋势的压倒一切的力量。

人们一旦不再怀疑是否可能制造新的、更大的炸弹时，那种囿于道德而犹豫不决的心态（它曾短暂地推迟制造新炸弹的决定）也就随之消失。

当制造热核弹（以聚变而不是裂变为基础）看来已有可能时，人们就更普遍地认为着手制造这种炸弹是必要的了。

只要&ldo;能够&rdo;就没有什么&ldo;应该&rdo;可言。

美国的太空事业与原子弹一样，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科技挑战的副产品。

当然，美国探索人空的全部历程可以追溯到飞机的问世，罗怕特&iddot;戈达德在新墨西哥州的实验，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的飞行，甚至更久远的时候。

但是刺激美国人作最新阶段的努力并使其得以贯彻的，则是德国v-2　火箭充分显示了火箭技术在战争中的用途。

一九四五年一月，俄国军队逼近佩内明德的火箭发射场，德国的火箭专家们决定逃往西方。

这一关键性的决定使美国获得最高级的火箭科学家，并同时得到了记录德国人以前在火箭试验方面的成功和失败（后者更为重要）的技术文件。

于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国军队在一次以&ldo;回形针行动&rdo;为代号的行动中把这批人和文件运到美国国内的军事基地。

这些人和文件是世界上火箭学和太空探索这两门新兴科学的最宝贵资源。

这批因希特勒战败而不是因胜利而逃亡的外国科学家很快就参加了美国的太空事业，他们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不亚于另一些科学家在原子弹方面发挥的作用。

美国太空事业发展进程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从发射火箭的改进，一九五八年第一颗美国人造卫星（探索者一号）上天，一九六二年第一个美国人进入太空轨道（水星计划）和第一颗美国通讯卫星（电星一号）发射成功，一九六五年美国双人飞船（双子星座计划）飞行一直到美国人登上月球（阿波罗计划）。

这些历史上令人注目的具体事实已在人们中间广为传诵，并将永远传诵下去。

本书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些具体业绩，不如说是这个事业的本身，这个事业所显示的美国人决心干其所想干和需要干的事的行动方式，以及这个事业对美国人掌握自己的现状和前途所具有的意义。

总而言之，从当时日益加强的趋势感的角度看来，这一事业说明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