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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2页）

他认为，&ldo;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rdo;；而龟甲乃&ldo;速朽之物&rdo;，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ldo;龟甲文易作伪&rdo;，是最不可信的。

他还说罗振玉&ldo;非贞信之人&rdo;，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

（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出版）同时，李济也说道：&ldo;本世纪（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这些骨片上发现的契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

它们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国的古文字学家把它们视为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字。

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的。

这一时期的经学名家、古典音韵学大师、革命家并为孙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认定甲骨文是以罗振玉为首的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

&rdo;（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的重要性》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关于章氏弟子造反事，李济举例说：有一件逸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lso;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侃）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

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

……&rso;逸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

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

&rdo;但据李济说，&ldo;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

&rdo;（《安阳》，李济著）

[39]关于陈寅恪放洋十数载未得学位而独得学问事，学界坊间多有赞赏者，但岂不知正是没有博士这顶帽子，才让好友吴宓&ldo;费尽力气&rdo;。

可以想象，陈氏倘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事应该更加顺利，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赵元任、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

据云，陈氏应清华之聘，除了吴宓竭力相荐外，还得到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赞许与鼎力相助。

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

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

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

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

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

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

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

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ldo;同光体之魁杰&rdo;，诗篇有《病僧行》等。

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

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几十种。

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

沈为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ldo;同光体&rdo;诗派领袖。

寅恪作为晚辈亦对沈抱极大崇敬，向其求教问难。

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与沈之影响颇有关系。

通过沈氏这一中介，王国维与陈家相识相交并成好友。

陈寅恪游学巴黎得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得王国维作书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

但作为汉学家，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