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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传来了社会党国际主席、时任瑞典首相的奥洛夫&iddot;帕尔梅遇刺身亡的消息。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们默哀一分钟悼念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1993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斯德哥尔摩纪念帕尔梅的讲演中说到：&ldo;不难想象事情的微妙：5000名代表，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思想敌人的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远未发展到人们的头脑已摆脱数十年来所灌输的偏见和顽固教条程度的改革。

但在我们中间，在苏共领导人中间，没有丝毫疑问：代表大会应当对这位卓越人物表示悼念。

大会主席在宣布会议开幕时提议这样做，全体代表起立默哀。

&rdo;在默哀的这一刻，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一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想解放、逐渐理解全人类价值重要性的东西印在了许多人的心目中。

按照韦内宁的评价，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许多观点与社会党国际的根本方针是相近的，代表大会促使人思考，戈尔巴乔夫的&ldo;新哲学&rdo;值得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最认真的关注。

德国联邦议院的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分析了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并得出结论，苏联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制定东方政策第二阶段的基本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认为目的是促进建立&ldo;欧洲两个政治体系之间平衡的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网&rdo;，同时还打算利用社会党国际东方政策的新阶段鼓励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别并展示与&ldo;民主反对派&rdo;的团结。

此时发展社会民主党和东欧各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平常之事。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负责按照总的协议协调&ldo;做社会民主党工作&rdo;（这是党内的习惯说法）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率先为接受社会民主党思想和与社会民主党协同行动敞开了大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积极扮演协调人的角色，为根据相互理解、信任、放弃武断成见的精神制定处理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总的概念性方法起了促进作用。

在社会民主党国际方面对此表示最积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拥有相应的物质和组织资源。

建立共同工作小组来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并确定共同立场的做法风靡一时。

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与苏共讨论了削减军费开支并利用腾出来的部分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该党与波兰统一工人党讨论了欧洲安全政策和信任措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讨论了保护环境问题，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讨论了经济领域的合作问题，以及与德国统一社会党讨论了在中欧建立没有化学武器、没有核武器区和无核走廊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共同制定了题为《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的文件，该文件于1987年8月在波恩和东柏林向社会舆论公布。

按照当时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的艾尔哈德&iddot;埃普勒的说法，这一文件接受和领会了来自戈尔巴乔夫、来自他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他对帕尔梅委员会报告［10］的积极态度的动机。

报告试图确定为了使共同安全得到实现，两个社会体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应该发生哪些变化。

回答是：双方应承认对方有和平能力（不相互认为对方天生具有侵略性），有生存权，有演进和改革的能力。

同时文件起草者承认两个体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ldo;不可克服的矛盾&rdo;，但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可以和应当以不破坏和不毒化国际关系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要遵循意识形态争论的一定规则。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3）

后来勃兰特指出，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东欧共产党人试图围绕&ldo;势不两立的观点&rdo;进行争论的做法在他看来并不很成功。

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当然也清楚，该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并不打算&ldo;放弃原则&rdo;，但力求在当时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ldo;特殊关系&rdo;。

在民主德国国内，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简明历史》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反对派不止一次利用上述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11］。

上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寻求摆脱困难的出路时越来越注重技术成因文化和全球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向这一方向演进的还有戈尔巴乔夫的&ldo;新思维&rdo;，这一思维具有某种社会民主党的色彩不足为奇。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我国和整个世界的）》一书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戈尔巴乔夫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所作的报告也证明，苏共改革派领导人准备对建立在意识形态教条基础上的许多原来的评价重新加以审视，并对政治行动作出相应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大批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党的代表参加莫斯科庆祝活动的不寻常事件。

在克里姆林宫的隆重集会上卡&iddot;索尔萨代表社会党国际讲了话。

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举行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的国际性会见。

参加会见的除了各国共产党（不只是执政党）的代表外，还有许多社会民主党活动家。

这是自1922年&ldo;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rdo;失败之后双方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

社会党国际各党代表讲话的内容和调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把握政治分寸的考虑，但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表现出由衷的热情，而且认为改革证明了社会民主党选择的正确。

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未必对日趋衰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有什么幻想。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产党代表的评价则谨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