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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戈尔巴乔夫没有退党，而是作为国家总统保留了在党内的领导角色，他这样做对不对呢？能否赞同党基本上是一个不可改革的组织，只会成为社会上保守力量的堡垒这一看法呢？

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总统不应当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不应当同党断绝联系，否则党就会被反改革力量控制。

&ldo;民主派&rdo;当时根本不能成为总统权力的可靠支柱，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方针，没有社会机构，他们营垒中一片混乱和纷争，起主导作用的是过去毫无作为的政治家们（也许不包括安&iddot;德&iddot;萨哈罗夫）的傲慢情绪和蛊惑宣传。

至于苏共，它还保留着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杠杆，在地方上尤其如此，尽管党内发生了保守情绪与改革情绪之间的复杂斗争，但革新的种子已经撒下并在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中顽强地发出了芽，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份文件就其精神实质来看与以往所有的文件极为不同，它实际上坚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调，可以表明党内情绪的是，戈尔巴乔夫被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推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代表苏共及其领导层内的保守力量的利加乔夫却在副总书记的选举中遭到彻底失败。

既然党内改革情绪占上风，那么，为什么在总体上主张继续实行改革路线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闭幕不到一年后，党没能采取正确的立场‐‐不准和反对叛乱呢？

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在国家职能从党的手中转到应当履行这些职能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后，党未能在新的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由于惯性，党的机关仍抓住原来的职能不放。

但是，重心已经从党的一边转向总统委员会、总统机关、最高苏维埃及其机构一边，强大的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没有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也就不能放弃对待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的行政指令方法。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我不能不指出，当时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本应在实行改革政策、开展党内干部工作方面起积极作用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从1988年秋天起就停止了工作，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掌握在以坚持保守立场而著称的组织党务工作部手中。

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党的地方机构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根据党的新的作用和职能，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总统一人担任国家领导人，传统的政治局其实只是徒有虚名，不过政治局委员们的傲慢自负仍未改变，政治局会议远非总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这项工作常常交给在党内和国内威望不高的副总书记，这不能不使政治局委员们对总统班子产生妒忌心理和对立情绪。

应该承认，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尤其是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后，围绕党的新任务将党内改革力量团结起来的工作进行得不够积极，总书记担任总统后，便不能像过去那样关注党了，我们对他帮助也不够，没有在这方面开展进攻性的、目标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民主思想的活动家（其中有叶&iddot;谢&iddot;斯特罗耶夫、亚&iddot;谢&iddot;扎索霍夫、瓦&iddot;亚&iddot;库普佐夫、安&iddot;尼&iddot;吉连科）被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但是在干部问题上也犯了重大错误（根&iddot;伊&iddot;亚纳耶夫、奥&iddot;谢&iddot;舍宁、弗&iddot;安&iddot;伊瓦什科、瓦&iddot;米&iddot;法林），地方干部工作也缺乏民主方针。

由于这一切，党内的改革阵地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受到了削弱。

1991年春开始了起草新党纲和筹备当年秋季将要召开的下一次苏共代表大会的工作，党本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分化为改革的党和传统的党，但由于发生了实际上得到党的领导人支持的叛乱以及叛乱者的失败和苏共的解散，这件事没有做成。

结果，俄罗斯成了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在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群众性政党的国家。

在许多国家中，这样的政党要么仍然执掌政权，要么在后来几年重新掌握了政权。

《奔向自由》第一部分联盟的命运（1）

联盟的命运

在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的意识中，在政论性演讲中，有时在学术著作中普遍认为，联盟的解体是改革的直接结果，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是联盟解体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联盟的解体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中断的结果，改革本身的目的是通过对联盟进行改革来保留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在国家民主化和改革的情况下要保留原来形式的联盟是不可能的。

的确，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依靠原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形成的种种联系而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业已形成的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是联盟的基础，联盟的核心是俄罗斯，向它靠拢的不仅有各斯拉夫共和国，还有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和（在一定程度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联盟的各个共和国（它们当中有些国家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拥有了领土行政边界，获得了许多国家的特征，尽管如此，但联盟的联邦原则只是徒有其名，其实这是一个严格实行中央集权的、实质上的单一制国家，它的统一建立在政治制度，首先是政党以及强力机构的坚固结构之上，宪法中规定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具有种种外部特征。

应当承认，对联盟的族际关系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一下子就被认识到的，苏联的民族问题曾被认为基本上解决了，各族人民的友谊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但实际上许多问题被深深地压住、掩盖住了，随着民主化的进行和公开性的扩大，这些问题开始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克里米亚鞑靼人、阿拉木图事件），后来，事态的陀螺开始越来越猛烈地旋转起来：卡拉巴赫、阿布哈兹以及与其相关的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亚，摩尔达维亚，最后还有（这是根本未料到的）俄罗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