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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上海、南京早已失守。

沿长江大埠，包括九江武汉也不能保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向敌人后方挺进，发动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成了抗日救亡的唯一希望，大批青年涌向延安，大批爱国人士转向共产党。

速亡论是日本人和汉奸的论调，速胜论则是侥幸者的心理。

抗日战争一年多的事实驳斥了这两种论调。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持久战，则成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指南。

在这种形势下，王明的&ldo;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rdo;的调子，被许多人识破了。

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远远超过了王明。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了非常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接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自一九三七年冬日到延安的康生，紧跟了一段王明之后，感到延安的政治气候同莫斯科是迥然不同的，王明的领袖地位已经不保了，于是就赶紧刹车，辨风转向。

通过辨风，康生认识到，王明靠的大山是共产国际，现在这个大山靠不住了。

他发现，在延安真正的靠山是中国人民，而王明毫无群众基础，王明的&ldo;左&rdo;倾教条主义和新的右倾投降主义都没有什么市场；相反，毛泽东同志却备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已深入广大人民心里。

他还亲眼看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并撤了王明所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之职。

鉴于这一切新的政治变动，康生深深感到：继续紧跟王明不行了。

于是顺风转舵，变拥护王明为拥护毛泽东同志。

长期紧跟王明的康生，假若真的明辨是非，知晓对错，决意翻然悔悟，痛改前非，投向真理，这是应当欢迎的，也是正确的。

不仅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包括王明在内，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态度。

因为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就是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

不教而诛，是同我们党的原则不相容的。

但是，也无庸讳言，由于康生在王明集团中所占的特殊地位，党对康生的转变，确实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做了更多的争取工作。

王明、康生回到延安不久，王明分配去武汉作了长江局第一书记，而康生则

留在中央作了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又先后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就是一个证明。

然而康生却怀着另外的目的，利用中央给他的职权，重操他熟练的故技，投机钻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