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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ot;调整、改革、整顿、提高&ot;的八字方针，同意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

实际上，尽管调整的文件通过了，有的也执行了，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执行，至少是没有很好地执行。

结果，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总的情况不理想。

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调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

在中央办公厅

六关注农村改革

1向邓小平转报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材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开始关注农村改革，注意了解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主要渠道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农业经济研究所当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农村问题。

其中表现积极的一个是陈一咨，他和一些青年人有联系，我了解到农村改革的情况后，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了一些材料。

1979年7月，我收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转来的一个材料，是安徽一个叫郭崇毅的党外人士写的《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

1979年初，郭崇毅听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包产到户消息后，到山南实地调查了解，他听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有人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是搞复辟、搞倒退；有人则认为，包产到户肯定能增产，大多数农民都欢迎。

夏收时节，他又到山南等地，一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仔细察看，向农民调查。

当他看到夏粮大丰收的情况后，写出了这份报告，并专程到北京，希望能够把报告转上去。

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生产只有责任到户、分户经营，产量才能成倍增长。

我看了报告以后，很快就送交中央和小平同志。

郭崇毅到北京，跑了不少单位，可是没有人敢接他的报告。

后来到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想请农经所的人向上转递他的报告。

农经所开始也没有人接，后来陈一咨接过来，转给中办研究室，研究室又印成白头送阅件送上去。

陈一咨在海外写的一本书，说到他和胡耀邦的关系，标榜他是由胡耀邦调回北京的。

那是胡扯。

他调回北京，是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的。

当然，征得胡耀邦同志同意是事实。

当时主要是想把这个小组搞大一些。

后来小组发展到三四十人。

在转交郭崇毅报告的事情上，他们起了个好作用。

另外，社科院有个叫《未定稿》的刊物，收到下面关于包产到户的稿件，他们和我商量，准备在《未定稿》上发。

我说这不妥当，因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只准三种地区搞包产到户，其他地区还不准搞。

在刊物发与中央不一致的文章，这不合适。

我不让在正刊上刊登，最后采取出外刊的形式发表了。

当时酝酿成立研究组。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考上了大学，他们中有些人有志于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如何把这些有志于农村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集聚起来，成立研究组是个好办法。

我从此也开始和这些年轻人建立起联系。

这件事下面我还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