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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第2页）

根据东德的法律，只有证明特斯克确实有投敌行为时才能处决他。

这方面甚至还有一个先例。

一个叫特伦的官员准备叛逃时被抓获。

法院驳回了检察官提出的判他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要求，理由是虽然被告有明显的叛逃意图，却没有实际的叛逃行为。

因此，即使根据东德的严厉刑法，处决特斯克也是非法的。

有人指控我对特斯克的死负有直接的责任。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但我必须承认，面对一个过于依附于政府并受其操纵的司法制度，我沉默得太久了些。

每一位东德的谍报官员都懂得，叛逃的下场很可能是死刑。

他们当初参加工作时自己曾宣过誓：&ldo;如果日后我违背了这一庄严的诺言，甘愿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严厉制裁和人民的唾弃。

&rdo;直到1987年东德才废除了死刑。

和平时期处死间谍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我经历过的叛逃事件中既有东德人员，也有西德人员。

今天仔细想一想，觉得死刑起不了什么威慑作用。

一个人投敌的动机很复杂，通常还掺杂了本人的一种自信或自以为是的心理，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海。

至于臭名昭著的&ldo;湿活儿&rdo;，即谍报这一行内秘密处决的做法，这种事的确有过，而且今天也照样有。

我在这里-一举出在中央情报局手下失踪的人的例子无异于引火烧身，反会被人倒咬一口，指责我如何隐瞒苏联谍报机构的多次不法行为。

50年代时期，保加利亚和波兰的谍报机构素有冷面杀手之称。

东德的反谍报机构在这方面也不干净。

这里我要再次说明一下，流传甚广的绑架处死叛逃人员的事件其实多半是绑架时强力安眠药用多了的结果，而不是蓄意谋杀。

可以说，杀害叛逃人员是虚弱而不是强大的表现。

对于这种水平极低的勾当，我不屑一顾。

间谍小说里绘声绘色描写的湿活儿其实是一种很笨的办法。

相比之下，我们对莫伊茨海姆这样人的利用要高明实惠得多了。

先把他当作双重间谍，以后又变成三重间谍，从而得到最佳结果。

我们的过失在于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和贪婪。

然而这样做的并非东德谍报机构一家。

　　库龙为我们干事非常认真，常常在合同规定以外的事上帮助我们。

鉴于他的价值极高，我特别做出安排，无论白天黑夜他都可以通过一个专用电话号码找到我们。

遇有紧急情况时，他可以随时通风报信。

库龙在西德反谍报机构里深受信任，可以接触到西德策反东德特务的大部分机密。

通常他先不哼不哈，静以待观，等西德方面得手后再通知我们。

过早地打草惊蛇会引起西德的疑心，于他于我们都没有好处。

只有一次例外。

几十年来，我们在波恩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里--科尔的党--有一名间谍。

早在科尔在莱茵省从政时期，他就是科尔的一位老朋友。

此外，他还兼为弗利克大企业集团做事，从1981年起一直作为该集团的代表游说执政的基督教联盟政府。

波恩的政界与产业界之间的那些肮脏勾当他全知道，不失为我们了解西德国内政治内幕的宝贵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