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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第1页）

一个情报首脑偶尔吐露真言时也没人相信。

我在这里可以明言，在我们的档案里寻找勃兰特的那批挪威文件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这样说不是因为它们在1989年被销毁了。

柏林墙倒塌后，人心惶惶。

大批文件被销毁。

这批年代已久的挪威文件根本轮不上立即销毁的份儿。

我也好，手下的人也好，压根儿就没有看见过它们。

档案里又怎么能有？我们对此事的一知半解还是西德方面在纪尧姆的审判中无意泄露出来的。

与原件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只鳞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谍报机构完全有理由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怀疑。

一名反谍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

此前他已知道，纪尧姆是格罗诺的朋友。

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人之间有联系，可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国名字总是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

尤其致命的是，与格罗诺在西柏林同时被逮捕的那个来自东德的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规则。

他身上带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个关键的字，以备遗忘。

其中就有纪尧姆的名字。

记下纪尧姆是因为我们让他敦促格罗诺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

我们当时感到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纪尧姆最终还是栽到了他这个扎眼的名字下面。

倘若他叫梅耶或舒尔茨的话，或许还能逢凶化吉。

祸不单行，另一起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

这位注意到几起案子中均出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恰好与一位专门研究收信人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

两人聊起最近的工作。

这一偶遇决定了纪尧姆的命运。

50年代期间，我们情报局使用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谍联系。

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

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某个间谍。

西方情报组织借用电脑早已破译了这套密码。

一旦知道每个数字代表我们潜伏的一名间谍，就可以对截收的电文进行登记，归类。

电文内容先记录下来，最终也被破译。

对每个收报的间谍都建立了档案。

敌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报人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换成具体的人名。

1959年，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

同时还做出规定，发报时不得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或接头时间。

我们重新审查了一遍发给海外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露出半点蛛丝马迹。

可惜，我们忽视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视为重要的日子里发出的例行祝贺电文。

德国人很看重这类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