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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1页）

1952年，我们召回了在海外的间谍。

哪怕是最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也受到&ldo;别墅式的软禁&rdo;和严厉的盘问。

人们常好奇地问，我们对这一部分人使用了什么手段。

当时主要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

这批人一向因为自己属于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集体感到自我的价值和自豪。

一旦突然不再对他们表示信任，他们的心理马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根本无需威胁或是正式逮捕他们。

只需把他们当做嫌疑犯加以审问，根据他们的回答就足以使我们确认他们是清白的，而不是什么双重间谍。

当然，他们根本不可能再被派回西德。

释放前，他们曾受到警告，不得把这一切说出去。

所有的人都对此守口如瓶。

他们中有些人曾在反对纳粹的斗争中表现英勇。

有一个人甚至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关在法国的集中营里。

一连几周，他被软禁在房间里，问题弄清后才被释放。

有的人领到了退休金，有的则被分配到各省份从事一般工作，不再受到信任。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我们为大多数从西德撤回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并授予了奖章。

布鲁诺&iddot;海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

撤回东德后，他被发落到马克思城的一家工厂当普通办事员。

以后他曾任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副总检察长。

他指责我解散德共情报网的做法与斯大林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式的残酷手法如出一辙。

事实并非如此。

日后他听说了像默库尔这样的双重间谍案子后，终于理解了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虽然怨气未消。

少数几名&ldo;予以保留&rdo;的间谍没有被撤回，以后又重新启用了他们，但我们把他们与新的情报网严格区分开来。

为什么要留下这几个人呢？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敌人渗透的程度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严重。

西德的情报人员并不比我们多什么绝招。

第四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成年，我也走向成熟

1952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的通知，去位于东柏林繁华市中心的中央委员会大楼见他。

在入口处，我领到一张通行证。

卫兵仔细检查了这张通行证和我的身份证。

当年党中央总部大楼里并没有搞得戒备森严。

大楼看上去也不大起眼。

以后中央委员会总部搬到韦尔德舍尔广场后情况就不同了。

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感觉到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

这一阶层最终完全脱离了人民。

我来到乌布利希的外间办公室。

他正在开会，但很快就出来了。

衣冠楚楚，蓄着两撇向上翘的小胡子的乌布利希把我领到隔壁他的妻子，也是最亲密的同事洛特的办公室。

我和洛特很熟，当年我俩在莫斯科的&ldo;德国人民广播电台&rdo;共事过。

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乌布利希示意我坐下，然后把妻子支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