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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离开莫斯科后的悠悠岁月里，这座城市常令我梦绕魂牵。

但我和定居莫斯科的朋友们不一样，从未打算在苏联过一辈子。

德国仍然是我的故乡。

再说党派我到共产国际学校学习以及去广播电台工作就是为了回国这一天做准备。

那时我23岁，踌躇满志，对返回德国后的情况想得非常简单。

我们在校时，意识形态教育占了很大比重。

训练的重点放在如何肃清战败德国的残敌上。

然而，一旦面对国破家亡的同胞、亲眼目睹了自己曾热烈拥戴过的大独裁者可耻覆灭，我受到的震撼难以想象。

我们这些从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把自己看做是政治启蒙者，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天壤之别。

我们最初接到的指示不是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内建立共产党政权，而是成立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法西斯同盟，当然是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和所有的共产党人均认为，这样做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是绝对必要。

希特勒留下的惨痛教训之一，即左派力量可以被斩尽杀绝。

实际上，斯大林最初对在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政府是否可行心存疑虑，他想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时有多种选择。

返回德国后的情形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痛苦压抑得多。

许多年后，弟弟在他拍的一部电影《那年我十九岁》中反映了这种痛苦的心情。

电影描写了一群天真热情的年轻人在得知极其野蛮暴行的真相之后的心理感受。

年轻正直的主人公与他所处的乱世形成鲜明的对比。

随着红军的迫近，各城镇的市长忙不迭地卷起纳粹旗子，有的干脆把旗子中间自圈里的黑卐剪掉了事。

康尼作为一名苏联情报军官参与了在苏联占领区筹建一个新政权的工作，我随党的机关返回柏林。

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乌布利希与身材瘦小的皮克等一小批人4月先从莫斯科返回柏林。

一个月后，5月27日，我和其他人身着崭新的西装搭乘一架道格拉斯dc-3型军用飞机回国。

从空中望下去，战后的土地满目疮痍。

我们这批人成分五花八门。

既有老共产党员，又有父母是老共产党员的德国战俘。

回到德国后会是什么样，大家心里都没有谱。

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允许共产党在德国合法存在。

没有人高谈阔论建设一个新德国。

谁都知道，当务之急是解决德国人的衣食住行，以渡过难关。

埃米和我一起返回德国。

这是我们夫妻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回到祖国令我们既激动又伤感。

俯瞰大地，昔日的德国城镇千疮百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