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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2页）

沾了过去受过跳伞训练的光，电影里的特技镜头都交给我演，报酬比一般人高三倍。

战时清苦单调的生活因参与拍摄这部电影得到了一点调剂。

大学刚读了一半，我收到了一份神秘的电报，署名&ldo;ekki尔科夫&rdo;。

&ldo;ekki&rdo;四个字母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缩写。

签署人是执委会干部部部长。

电报命我立即赶赴偏僻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首都乌法报到。

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以及流亡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已从重围中的莫斯科转移到了这里。

党决定送我上位于乌法40英里外的库什纳连科沃村里的共产国际学校。

来自沦陷的欧洲国家及朝鲜的共产党人在这里为解放自己的祖国做准备，并为今后的政治任务接受培训。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已习惯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暗暗为自己无法成为一名苏联飞机设计师而感到遗憾。

遗憾归遗憾，我当时深信，抗击希特勒比我的学业更重要，更光荣。

共产国际是一个宣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极其秘密。

受这种气氛的影响，我觉得自己已完全长大成人。

一切听从党召唤的观念早已在脑海中根深蒂固。

党要我们跳，我们马上问：&ldo;跳多高？&rdo;学校里施行严格的保密制度。

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

我的假名是库特&iddot;弗尔斯特。

我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很带劲儿。

虽然学校里所有的德国青年早在莫斯科时就已相熟，但彼此仍以假名相称。

这是我们早期接触到的一点秘密工作知识。

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机枪、步枪和手枪，如何使用爆炸物和手榴弹，以及秘密接头和传递情报等间谍的基本技术。

政治教育则着眼于战胜希特勒之后的日子。

没人怀疑，我们这些学员日后将组成一个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统一战线。

同时，我们还接受了宣传技能方面的全面训练。

在一门课上，老师让我们轮流以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据阐述纳粹敌人的观点。

另一些同学则运用反法西斯的观点予以驳斥。

我对这种挑战很感兴趣，绞尽脑汁想出赞成纳粹的种种理由。

有些平庸的同学也许是害怕自己共产党员的声誉受到玷污，只是敷衍了事地重复课本里的话。

一次，老师严厉批评了我的同学未能有力地反击我提出的纳粹理论。

&ldo;真要有一天需要你们跟纳粹分子面对面地辩论，你们这些人岂不傻眼了？&rdo;他大吼道。

在这种展开意识形态交锋的辩论会上，我遇到的惟一劲敌是莱昂哈德。

1949年，他从东德逃到南斯拉夫。

日后在德国以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执教，成为一名屈指可数的苏联问题专家。

我的一生充满矛盾。

其中之一就是，莱昂哈德教授最终运用他在共产国际学校里练就的本领反对苏联，而我却利用学到的知识一直捍卫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