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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作为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何长工后来回忆到这段历史时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ldo;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是当时急于报复的进攻战略。

&ldo;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

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

&ldo;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rdo;

各路兵马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到了浏阳的文家市。

9月19日晚，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温度骤然升高。

整个通宵，教室里争吵不休。

自从前敌委员会成立以来，前委会议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

师长余洒度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

这位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颇有点瞧不起，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观点‐‐&ldo;取浏阳，攻长沙&rdo;。

应该说，余洒度与当时中央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就在这次会后的第四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新任特派员任粥时到了长沙，同时带来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

孙中山曾经分析人有三种，一种人是先知先觉，一种人是后知后觉，还有一种人是不知不觉。

毛泽东当属第一种人。

当中央还在固执地留恋苏俄革命成功的道路时，毛泽东早已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条道路。

他将目光转向了广袤的农村。

所以，当余洒度说了一大通理论来证明他的观点时，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皱巴巴的地图，指着罗霄山脉的位置说：&ldo;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lso;山大王&rso;，我们这个&lso;山大王&rso;是特殊的&lso;山大王&rso;，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lso;山大王&rso;。

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

&rdo;

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卢德铭也站了起来：&ldo;毛委员说得对。

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我们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rdo;

毛泽东心头一宽：有了总指挥的支持，前委作出的决定就能付诸现实了。

第二天清晨，集合起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毛泽东向部队宣布前委作出的把部队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决定。

9月20日，这支队伍跟着毛泽东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文家市，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上的转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313:53:28编辑过]

总指挥卢德铭倒在了井冈山脚下

9月20日清晨，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打点起精神，按原定计划向南开去。

指挥部队的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

余洒度一肚子怨气，按照他在黄埔军校所受的正规教育，他这个师长应该率部队攻城略地。

可是，现在冒出个前委书记，外加个总指挥，他这个师长形同虚设，只有跟着他们往山沟里跑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