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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从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开始长征，终第五次反&ldo;围剿&rdo;之局，刘伯承对李德的一套，不参不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忐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提出：&ldo;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

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进入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

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

&rdo;这种用深入敌人后方的办法来打破敌人&ldo;围剿&rdo;的杰出主张，可以说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ldo;敌进我进&rdo;思想的最初萌芽。

9月10日，他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强调：&ldo;游击队在芽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如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碉堡地带，恰人敌人陷阱，回旋无地，遭受严重的打击。

&rdo;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主张。

他一再提出的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人根本重地，迫敌回援，以打破敌人&ldo;围剿&rdo;的战略思想，无疑是十分可贵和正确的。

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ldo;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rdo;，&ldo;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rdo;的主张，可谓互为补充，异曲同工。

这也说明刘伯承的思想已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跟毛泽东一样，刘伯承的这些意见并未得到中共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相反，刘伯承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

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ldo;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rdo;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ldo;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

&rdo;刘伯承哈哈一笑，说：&ldo;你是个好人啊！

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

&rdo;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

刘泊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李德训斥自己，他看作是工作上的争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理应忍让，他也能够忍让。

这次发生的事件，在刘伯承心目中是洋人欺负中国人，联想到在苏联学习时受到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对待，他终于怒不可遏，当场跟李德吵起来。

他用俄语说：&ldo;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

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rdo;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

这样的总参谋长妨碍他的工作。

博古找刘伯承谈话，把刘伯承降到第五军团当参谋长。

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

证明这时的刘伯承，已经同当时中共中央的&ldo;左&rdo;倾教条主义划清了界限，站到正确路线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