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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2页）

据李学勤考释，铭文中的&ldo;吴虎&rdo;非吴氏，&ldo;吴&rdo;当读为虞衡之虞，是官名。

铭文中&ldo;周康宫夷宫&rdo;当为夷王之庙，而铭文中的&ldo;刺王&rdo;当为厉王，由此可知这是一件目前最为明确无误的宣王时铜器。

历日中的&ldo;惟十有八年&rdo;即宣王十八年。

学术界一般认为宣王时已有确切纪年，宣王十八年即公元前810年。

由于有了宣王纪年的准确定点，将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校正，在证明《史记》纪年可信的同时，可以将此鼎铭文中记载的日历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

2．晋侯苏钟与善夫山鼎前文已述，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自1986年之后，即引起了盗墓贼的注意，继而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整个遗址被掘得千疮百孔。

1992年秋，遗址中晋侯墓地8号墓又遭到了盗掘。

由于当地村民及时发现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挖出的珍贵文物仓惶逃离。

鉴于该墓葬已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

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

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7字，为&ldo;年无疆，子子孙孙&rdo;；另一件有铭文4字，为&ldo;永宝兹钟&rdo;。

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还有它的同伴，并和它的同伴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看来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

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又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

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归，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

1993年，马承源的好友、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14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

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的照片和编钟铭文的拓片传真过来察看。

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

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之经验，马承源一看照片和铭文拓片，便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的文物。

为慎重起见，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并确定为珍贵文物后，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

因1993年的香港还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

由于对方当时尚未意识到这套编钟的真正价值，同时又急于出手，故双方的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

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只能买最小一件中的一个铜钮。

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