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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2页）

乾隆帝就曾经说过&ldo;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盖藏自不能如前充裕&rdo;，还说&ldo;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朕甚忧之&rdo;。

为缓解这种压力，乾隆沿袭了康熙时的应对措施，继续开荒垦地，但仅此一项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对土地的需求。

因此，乾隆时期的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沦为佃农，更多的人则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乞讨，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人口增加带来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物价的上涨。

樊树志指出：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持续上涨。

在物价上涨的冲击下，国家收入的另外一项重要来源‐‐炼铜、漕运和盐业的成本也提升很快，难以为继，纷纷破产，形成了&ldo;人口增加‐‐土地减少‐‐物价上涨‐‐工业破产&rdo;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再加上康熙时期曾宣布&ldo;盛世添丁永不加赋&rdo;，导致人口增长虽然很快，但国家赋税收入并没有增长，长期稳定在两千八九百万两上下。

另外，清朝官兵的收入百年不变，而从康熙到乾隆，物价则上涨了两倍，官兵俸饷均入不敷出，只好各想奇招，贪污受贿者大有人在，吏治腐败，乾隆帝对此却态度暧昧，纵容生事，更加重了百姓苦难。

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最终导致了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

樊树志认为&ldo;乾隆末年、嘉庆初年震动全国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志&rdo;。

白莲教的主要力量是以前迁移到该地的流民，最初他们依靠开发原始森林生活。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该地区的土地已经超出了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特别是遇到灾年，很多人就会生活无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以白莲教为共同的精神纽带，聚集在一起哄抢豪绅富户，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开始时，白莲教采取的是零星斗争的形式，&ldo;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树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rdo;。

但随着苦难的加深和白莲教势力的发展，到乾隆六十年底，较大规模的起义斗争终于爆发了。

这次斗争蔓延湖北、陕西、四川、河南、甘肃五省，清政府前后调动了十六省军队、耗银两亿两才镇压下去。

这可以看作是人口压力的一个极端案例，但清朝却以此为转折，由盛世走向衰落。

自此至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朝有记载的农民运动竟多达二百多起，社会多处于动乱状态。

应该说，如此之多的民间动乱与乾隆时期没有采取科学的人口对策有重要关系。

范文澜先生说：乾隆本只能做守成之君，但他又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威信。

其实，乾隆也算得上是千古一帝，他的文治武功都有很高的水平，如果他能够有康熙一半的注意安民，有雍正一半的勤勉，守住祖宗基业也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他也沿袭祖制，并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但是，他似乎太想成功，所以看不到社会中阴暗的一面。

就像他在晚年写的那篇《十全记》，里面总结了自己即位以来的&ldo;十全武功&rdo;，即十次对外作战的胜利。

但实际上，这十次战役中几乎一半言不符实，有充数之嫌。

这件事很好地反映了乾隆皇帝渴望名垂千古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