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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skierkegaard）（34）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

其后有显理伊勃生（henrikibsen）（35）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

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36）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

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糙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

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

若夫尼耙，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

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由是观之，彼之讴歌众数，奉若神明者，盖仅见光明一端，他未遍知，因加赞颂，使反而观诸黑暗，当立悟其不然矣。

一梭格拉第（37）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

设留今之众志，连诸载籍，以俟评骘于来哲，则其是非倒置，或正如今人之视往古，未可知也。

故多数相朋，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惟常言是解，于奥义也漠然。

常言奥义，孰近正矣？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38），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数言。

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

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

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到。

惟超人出，世乃太平。

苟不能然，则在英哲。

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而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

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

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盖揆之是非利害，已不待繁言深虑而可知矣。

虽然，此亦赖夫勇猛无畏之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排舆言而弗沦于俗囿者也。

若夫非物质主义者，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于抗俗。

盖唯物之倾向，固以现实为权舆，浸润人心，久而不止。

故在十九世纪，爱为大潮，据地极坚，且被来叶，一若生活本根，舍此将莫有在者。

不知纵令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外此诸端，悉弃置而不顾，则按其究竟，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历世精神，不百年而具尽矣。

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

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

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39），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

即具他评骘之士，以至学者文家，虽意主和平，不与世，而见此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则亦悲观愤叹，知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40）者焉。

主观主义者，其趣凡二：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

前者为主观倾向之极端，力特著于十九世纪末叶，然其趋势，颇与主我及我执殊途，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言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

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谓之渐自省具内曜之成果可也。

若夫兴起之由，则原于外者，为大势所向，胥在平庸之客观习惯，动不由己，发如机缄（41），识者不能堪，斯生反动；其原于内者，乃实以近世人心，日进于自觉，知物质万能之说，且逸个人之情意，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桔，故不得不以自悟者悟人，冀挽狂澜于方倒耳。

如尼耙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

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

然尔时所要求之人格，有甚异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