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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

因为个人是&ot;私&ot;，群体才是&ot;公&ot;。

公则大，私则小。

越私就越小，越公就越大。

个人最私，故个人最小。

国家最公，故国家最大。

国家当中，邦国较帝国、郡县较天下又为私，故帝国大于邦国，天下大于郡县。

至于家庭，则于国为私，于人为公。

因此，当个人与家庭相冲突时，应牺牲个人利益（比如个人的欲望、志愿、兴趣、爱情）成全家庭（比如做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和自己并不相爱的人结婚）。

同样，当家庭与国家相冲突（比如忠孝不能两全）时，则应牺牲家庭而献身国家。

这种&ot;顾全大局&ot;的做法，是历来被视为美德的。

似乎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种&ot;无私&ot;的观念，造成了帝国的&ot;无法无天&ot;。

先说&ot;无法&ot;。

什么是&ot;法&ot;？我们为什么要有&ot;法&ot;？并非因为&ot;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ot;，尽管这是我们中国人对&ot;法治&ot;最一般的理解。

但这其实只是&ot;法制&ot;，不是&ot;法治&ot;；只是&ot;依法治国&ot;，不是&ot;约法治国&ot;。

正因为将&ot;法制&ot;视为&ot;法治&ot;，将&ot;法律&ot;视为&ot;规矩&ot;，所以邦国和帝国的&ot;法&ot;，便都是帝王制定的&ot;王法&ot;，不是全民约定的&ot;约法&ot;，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成为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有必要对&ot;法治&ot;进行严格的定义。

法治，是相对&ot;礼治&ot;、&ot;德治&ot;和&ot;人治&ot;而言的。

人治的特点是&ot;人存政举，人亡政息&ot;，德治的特点是&ot;伦理治国，以刑配德&ot;，礼治的特点是&ot;以礼代法&ot;，&ot;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ot;。

它们与法治的区别一目了然，毋庸赘述。

难以区分的是法治和法制。

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国家或社会，只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就是法治了。

这其实是大谬不然。

因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比如秦王国或秦帝国），也能做到法制完备，执法如山。

秦时任商鞍，法令如牛毛。

秦法既多，又很详尽。

立法严，执法也严。

不但庶民动辄得咎，就连商鞍本人也为其自立之法所困，成为&ot;作法自毙&ot;的典型，为主张德治和礼治者所晒？？？笑。

然而怎么样呢？但凡有头脑，就只会把它看作专制社会和专制国家，不会看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

因此，必须严格区分法治社会与法制社会（或法治国家与法制国家）。

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其共同之处，是都主张有法可依，依法治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主张并实际做到依法治国的社会和国家，便都可以叫做法制社会和法制国家。

间题在于由谁立法、为谁立法、如何立法。

在秦王国和普鲁士这样的国家里，立法权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

法律和纪律、规定、命令一样，被看作一种特殊的统治工具。

统治者可以运用其颁布的法律迫使所有人和所有机构就范，自己却超然于法律之上。

一旦发现所颁之法于己不利，便可以通过手中掌握的立法权任意修改，以达到维护其绝对统治的目的。

这其实是以法制之名行专制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