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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第2页）

那本是偷偷写的一部作品，因为具有渴望&ldo;拨乱反正&rdo;的意识，乘邓小平复出的&ldo;东风&rdo;得以问世。

他的日子也又好过了点儿，被请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松花江畔》改编为电影。

但，又得写下这个但‐‐剧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头烂额之际，北京又有&ldo;小道消息&rdo;从各种渠道传到上海，传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政治神经最敏感的地方&ldo;小白楼&rdo;。

&ldo;小白楼&rdo;是上影厂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作者们住宿之处。

他们中有正义者，也时时出现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热的一天。

林予见了我特别高兴，甚至显得有些激动，看得出，他内心里憋闷着许多话正不知对谁来说。

在当年，正义的人说真话极其危险。

完全是由于对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时信任了我带去的四名同学。

因为他从他们的脸上不难看出，他们对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是心有敬意的。

于是，他关起门来，和我们几名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吐露心声，坦言起忧国忧民的思想来。

北京方面传来的&ldo;小道消息&rdo;归纳为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国将开展又一场叫作&ldo;反击右倾翻案风&rdo;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将又有一批人成为牺牲品。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但大家谈兴未尽。

于是林予亲自去食堂买了饭、菜、两份猪头肉、一瓶廉价白酒。

我和同学们三点多才告辞。

关于邓小平将第二次被打倒的&ldo;小道消息&rdo;，我和同学们在学校就已经听到，从林予口中再次听到，且情况相当周详，结果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当政治&ldo;二百五&rdo;的人，谁忧国忧民的心会彻底泯灭呢？

林予和我那几名同学其实都没有酒量可言，却都喝得脸红红的。

分别时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个人喝的都是忧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两多。

那一两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于在回学校的路上，同学们不得不轮番搀扶我。

到了复旦门外，同学们见我脸仍红着，不敢搀扶我入校门，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对什么人脱口说出&ldo;反动&rdo;的语来。

几名同学轮番搀扶着我，在复旦大学后院墙外走来走去，直至我吐了，脸色由醉红而煞白，并保证自己绝不会说出任何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才共同回到学校里。

不久，&ldo;反击右倾翻案风&rdo;运动果然来势汹汹地展开，紧接着开始追查所谓&ldo;政治谣言&rdo;的来源‐‐即之前关于毛主席批评&ldo;四人帮&rdo;的&ldo;谣言&rdo;。

然而，我的几名好同学谁也没出卖林予。

那之后我没再沾过一滴酒，直至粉碎&ldo;四人帮&rdo;后，上海各界人们走上街头庆祝人民的胜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着复旦大学的学生队伍走的，后来遇到了两名同济大学的来自兵团的学生，边走边聊，在去往当年上海市委领导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

游行的队伍是要去往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在上海的家，至于去干什么，其实都是盲目的。

独自一人&ldo;随波逐流&rdo;的我，走着走着又遇到了一名当年同连队的知青，叫尤典春。

他是当年哈尔滨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团的宣传队员，到兵团后不久，由连宣传队员而团宣传队员而师宣传队员。

我俩关系一直不错，他调到师宣传队后，随队回一团演出，还去木材厂看望过我，并与我留下了合影。

意外相见，自然是令我俩都很高兴的。

他说他已于两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亲的班进了某工厂，当上了采购员，到上海是为单位进行采购的。

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他要请我吃饭。

我看出他不愿与我匆匆分别，也看出了他因&ldo;四人帮&rdo;的垮台高兴无比，便由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