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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ldo;自我中心&rdo;、&ldo;高己卑人&rdo;，换上&ldo;诚恕&rdo;之心，谦虚之道。

他的胸襟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

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ldo;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rdo;。

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ldo;凡人以&lso;伪&rso;来，我以&lso;诚&rso;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rdo;。

第二是敬，&ldo;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lso;敬&rso;字为主&rdo;。

其次是恕，&ldo;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

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rdo;。

然后是浑，&ldo;惟忘机可以消众机&rdo;。

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分得太清楚。

最后，则要做到&ldo;不嫉妒&rdo;。

曾国藩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以至于他晚年以&ldo;不忮&rdo;也就是&ldo;不嫉妒&rdo;作为遗嘱，嘱咐后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深厚修养之上。

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

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当然，一个人要成为&ldo;内方外圆&rdo;的&ldo;圣人&rdo;，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自我砥砺，但是从北京刚刚来到地方官场，曾国藩的棱角仍然显得过于分明，处事仍然过于方刚和理想主义，对地方官场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浊一时难以适应。

他在江西数年与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场体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处世方式的原因。

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时间。

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关节点。

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

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

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

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

这首先就体现在曾左关系当中。

左宗棠与曾国藩虽然关系僵了，但是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一直不错，与曾国藩断绝音信之后，与曾国荃却音书不绝。

这是曾左关系中一个有点奇怪的插曲。

想想其实也理有当然。

左宗棠与曾国荃性格相投，他们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办事直来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国藩的磨磨叽叽，瞻前顾后。

他们命运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科举不中，以军功升迁，彼此同病相怜。

更加上曾国荃从戎之初得到过左宗棠的用心指点，对左宗棠的才能十分钦佩，在资历功业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对左氏的声威名望从不曾构成威胁，左宗棠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两个人终生关系不错。

曾国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特意给弟弟写信说：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

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这下知道了兄长的态度。

在与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劝哥哥先给左宗棠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