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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真是十分出我意料，前不久我竟在西方找到了&ldo;同志&rdo;。

《参考消息》2000年8月1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ldo;东西方人的思维差异&rdo;，是从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8月1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翻译过来的，是记者埃丽卡&iddot;古德撰写的。

文章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将他们对精神生活的探讨建立在一种重要的推断上，人类思想的基本过程是一样的。

西方学者曾认为，思考问题的习惯，即人们在认识周围世界时所采取的策略都是一样的。

但是，最近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已在彻底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对精神所持的这种观点。

这位学者名叫理查德&iddot;尼斯比特。

本文的提要把他的观点归纳如下：

东方人似乎更&ldo;全面&rdo;地思考问题，更关注背景和关系，更多借助经验，而不是抽象地逻样，更能容忍反驳意见。

西方人更具&ldo;分析性&rdo;，倾向于使事物本身脱离背景，避开矛盾，更多地依赖逻辑。

两种思想习惯各有利弊。

这些话简直好像是从我嘴里说出来似的。

这里决不会有什么抄袭的嫌疑，我的意见好多年前就发表了，美国学者也决不会读到我的文章。

而且结论虽同，得到的方法却大异其趣。

我是凭观察，凭思考，凭直观，而美国学者则是凭&ldo;分析&rdo;，再加上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ldo;哲学&rdo;的最概括的具体内容。

听说一位受过西方哲学训练的真正的哲学家说，季羡林只有结论，却没有分析论证。

此言说到了点子上;但是，这位哲学家却根本不可能知道，我最头痛的正是西方哲学家们的那一套自命不凡的分析、分析、再分析的论证方法。

这些都是闲话，且不去管它。

总之一句话，我认为，文化和语言的基础或者源头就是思维模式，至于这一套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出来的，我在这里先不讨论，我只说一句话：天生的可能必须首先要排除。

专就语言而论，只有西方那一种分析的思维模式才能产生以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为首的具有词类、变格、变位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

这种语言容易分析、组合，因而产生了现在的比较语言学，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这一门学问。

反之，汉语等和藏缅语系的语言则不容易分析、组合。

词类、变格、变位等语法现象，都有点模糊不定。

这种语言是以综合的思维模式为源头或基础的，自有它的特异之处和优越之处。

过去，某一些西方自命为天之骄子的语言学者努力贬低汉语，说汉语是初级的、低级的、粗糙的语言。

现在看来，真不能不使人嗤之以鼻了。

现在，我想转一个方向谈一个离题似远而实近的问题：科学方法问题。

我主要根据的是一本书和一篇文章。

书是《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文章是金吾伦《李政道、季羡林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书与人》杂志，1999年第5期，页41‐46。

先谈书。

李政道先生在本书中一篇文章《水、鱼、鱼市场》写了一节叫做&ldo;对21世纪科技发展前景的展望&rdo;。

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引文可能要长一点。

一百年前，英国物理学家汤姆孙（jthon，1856-1940）发现了电子。

这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的物理思想，即大的物质是由小的物质组成的，小的是由更小的组成的，找到最基本的粒子就能知道最大的构造。

（下略）

以为知道了基本粒子，就知道了真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中略）我觉得，基因组也是这样，一个个地认识了基因，并不意味着解开了生命之谜。

生命是宏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