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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1960年开始着手研究人物。

我对上述李、盛、郑三人齐头并进地研究而先着重于李鸿章。

这不仅因为此人重要，对他研究可能有一些突破，而且资料比较齐全。

除已刊的《李文忠公全书》《李文忠公尺牍》等之外，上海图书馆藏有约500万字的李鸿章的未刊稿，我有幸成为它的抄件第一位读者。

1962年我写成了《李鸿章传》约15万字的未完稿，并写了《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发表于1962年9月21日《文汇报》）及其中期、晚期的洋务思想等3篇论文。

嗣后政治运动较多，只能中途搁笔。

十年浩劫中被抄家，《李鸿章传》稿和大量摘抄的未刊珍贵资料卡片，全被搜去，至今片纸未回。

我没有气馁。

《李鸿章传》不再重写了，这不单是因为资料被拿走，也由于&ldo;四清&rdo;运动对我的批判，就是从《李鸿章的早期洋务思想》那篇文章开刀的。

心有余悸是很自然的。

盛宣怀和郑观应是大有可为的。

但有关盛宣怀的资料，《愚斋存稿》只有奏稿、电稿两种，且起自18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只有1896年后不连贯的几小段史料。

至于1896年前几十年，资料很少，而这几十年对洋务运动史却是很重要的。

我在这方面掌握了一些未刊材料，虽有条件作初步的研究，但要全面系统地研究尚有用难。

于是决定先重点研究郑观应，写《郑观应传》。

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于19世纪90年代问世，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

不仅戊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受到其影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很喜欢读此书。

郑观应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引导力绝非偶然，因为郑氏的思想核心是&ldo;富强救国&rdo;，是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从封建主义推进到资本主义，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

郑观应的以《盛世危言》为主的著述，在理论和实践上关于改造中国的阐述，除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和相应的政府吏治改革之外，最突出的是经济改革，其他关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甚至对于女教、女权、慈善事业、社会风气，和把流民、犯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都有论述。

其广泛性和深刻性，在当时同类著作中没有一本可与之相比拟。

至今读之犹有新鲜的时代感！

然而，学术界知郑氏全貌者很少，材料缺乏是原因之一。

由于我对郑观应的材料掌握较多，故决定先写《郑观应传》。

在60年代前期，我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两大纸箱关于郑观应的资料，其中有亲友来往信件、家书、电报稿、企业章程、告白和其他杂件，未暇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