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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1页）

租庸调制则是一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税法，规定国民不论授田多少，只按丁口交纳赋税和服役。

租是指每丁每年交纳一定量的谷物，调则指纺织品。

而男丁还有为国服役的义务，如果应服役时不能去，可以用一定量的租调代替，此即为庸，合称租庸调。

这种赋役制度清晰灵活，能让农户自由选择纳税形式，有利于保障生产时间，也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专业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

而在钱穆先生看来，租庸调制的背后还带着一种为民制产的精神，无愧为划时代的创举。

不过租庸调制必须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唐朝中叶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基础，被杨炎的两税法取代。

输籍定样则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开皇五年（585），尚书左仆射高颎指出：每户承担赋役的程度和户口等级有关，大户承担多些，小户少些。

但地方官在确定户等时并不认真，造成情况不实，建议由中央大举检查户籍、核定户等，作为纳税的依据。

隋文帝下令各州县&ldo;貌阅&rdo;辖区内的人口，并由中央派员抽查，如果发现地方官吏查阅不实的，要处以流刑。

当年就搜得壮丁四十四万三千人，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余，之后隋唐政府还多次进行类似工作。

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公共管理学中严谨的数据化意识，更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乱世中许多人户依附于豪强，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这并不符合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前进方向。

隋文帝大举输籍定样，经济作用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阻止了这种倒退趋势。

而隋王朝对近亿人口进行如此超大规模的统一户籍管理，更体现出许多现代国家也望尘莫及的公共管理水平。

唯一遗憾的是史学界对此研究颇少，更鲜有和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结合起来，殊为可叹！

义仓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措施。

开皇三年（583），度支尚书长孙平提出水旱天灾无常，百姓收成不稳，建议根据每户贫富差等，每年秋季每家出一定量的粟米，由国家统一储备，遇到收成不好再取出来赈济。

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家一直都很注重储备和应急，但之前都只强调政府储备，直到隋朝才首次提出义仓的理念。

这种理念用道家的话说就是&ldo;损有余而补不足&rdo;，用现代金融学的话说就是保险。

对这样一个极其庞大的帝国而言，非常需要这种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法。

但比较讽刺的是，隋文帝在时并未遇到过义仓发挥作用，倒是隋末烽烟并起，各路反贼只要占领一个大城市，就能打开义仓当粮仓，相当于抢了保险公司的金库，加快了隋朝的覆灭。

义仓和隋文帝父子许多伟大的改革措施一样，并未达成隋朝的长治久安，只以其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遗泽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