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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商鞅能完成这些步骤，和秦国平民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平民本来是贵族的附庸，商鞅突然来请他们脱离原来的主人，即使口头承诺的前景再美好，也很难取得广泛信任。

商鞅巧妙地通过&ldo;城门立木&rdo;这次表演博取了民众信任，跟随他脱离贵族社会，走进公民社会。

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社会缺乏宗教法权的约束，也没有形成契约社会。

试想类似改革若发生在欧洲，毫无疑问，教廷会把商鞅先生绑在柱子上，像布鲁诺那样烧掉他。

而全体人民也一定会谨遵教廷神谕并恪守人身契约，而不会去理会谁在城门口表演立木。

这才是中国能率先走进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而欧洲始终被禁锢于&ldo;黑暗中世纪&rdo;的内在因素。

商鞅变法对秦国社会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其实最佳注脚恰是他本人。

商鞅变法严重触犯了旧贵族利益，秦孝公太子驷的两位老师太子傅公子虔、太子师公孙贾曾公开反对商鞅变法，被商鞅处以酷刑，把鼻子割掉，也就是所谓的没脸见人。

后来太子驷继位，即为秦惠王。

这两位老师趁机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判处商鞅死刑。

这时商鞅跑到自己的封地商，准备组织下属负隅顽抗。

若在商鞅变法之前或者欧洲封建社会，这是可行的。

因为按照封建人身依附关系，&ldo;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rdo;。

封地上的人不是国家公民，也不是最高领主的财产，而是这块封地领主的私有财产，领主若要反对自己的上一级领主，他们应该跟随。

然而经过商鞅变法，秦人的思想已经转变，商地的人并不认同自己是商鞅的私有财产，也就不会跟随他，于是按国家法律把罪犯商鞅抓起来，最后商鞅被车裂而死。

可见，秦国已经建成了公民社会，整个国家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系。

国君通过科层制的官僚组织体系指挥国民，从最高元首到普通百姓或前线士卒，只是同一命令的层级传递，而不是多级主权的联合下达。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秦国依次攻灭了六个诸侯国，也毫不客气地吞灭了周天子的直辖领地东周、西周，中华帝国的主体部分第一次从形式上统一到了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帝国旗下。

统一华夏后，没有殖民意识，也不搞分封建国的秦王朝，当然会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模式。

然而，要求我们的祖先从上古时代直接进入公民社会亦不现实，部落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的残余力量还将以各种变通形式不断挣扎起复，有时候挣扎力量还会反噬新生进步力量。

秦二世作为最失败的太宗典范，很多人归结于他本人的弱智，但这显然是片面的。

他的失败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大变革挫折，是中华民族由中国特色奴隶社会转向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这一文明大转型中出现的曲折。

而对小胡亥而言，真正的不幸在于：他上位的时机恰恰只晚了一格。

他的前任‐‐秦始皇，无论后世毁誉如何，都享受着&ldo;千古一帝&rdo;的赫赫声威，而他却要在史书中扮演弱智败家公子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