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民国最新章节_第71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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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1页）

从后续的报道看，这个农民诗人其实是当地记者树的典型，有些诗是手把手写出来的。

王老九可以说是后来&ldo;文革&rdo;中小靳庄农民的&ldo;远亲&rdo;。

作为老作家的茅盾，在1953年二次文代会上发言，热切地赞扬了新进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工农作家，指出：&ldo;他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主要将依靠这一新的队伍而成长&rdo;。

这个判断，实际上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949年以前作家都pass过去了。

尽管如此，尽管动辄受批判，诗人豪兴未减，都在努力改造自己，要写出新时代的颂歌。

卞之琳尝试采用民族民间的形式写通俗易懂的诗歌，写《搓稻绳》、《收稻》、《采菱》等，当然还是有人看不懂;沙鸥讽刺诗的对象都是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了，政治正确;胡风依然固执己见，但很快他的问题就不单是文艺思想问题，而上升为反党反革命的政治问题了。

其实，被胡风目为&ldo;正统&rdo;的何其芳对于当时诗坛情形倒也有几分惆怅。

在诗与顺口溜、打油诗混为一谈的时候，他却在一次讲座中正儿八经地讲&ldo;什么是诗&rdo;，并在文章中抱怨当前好诗太少。

这位年轻时听&ldo;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rdo;、喜欢&ldo;檐雨说出的故事&rdo;的诗人，经过革命政治洗礼，也似乎难以彻底放弃诗艺底线;特别是当时大有向&ldo;民族形式&rdo;、&ldo;民族传统&rdo;一边倒、甚至向格律诗、旧体诗复古的时候，他著文明确指出，五四以来白话新诗已经成为宝贵的、应该继承的传统（诗人冯至也有类似的难能可贵的学术性表达）‐‐而当时，以白话新诗《女神》开创新诗时代的郭沫若在被问到当代人写旧体诗的现象，也只是含糊地表示形式不重要，要看诗的内容。

原来在开国之初，五四白话新诗的一脉传统就受到挑战和毁弃，这是最近读刘福春先生著《中国新诗编年史》手稿时才恍然意识到的。

也是在刘福春先生的手稿中看到的：在开国之初的四年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单行本诗集就出版了159种，更不用说那些散篇之多了。

诗人们仍在歌唱，尽管其中能流传至今的诗篇寥寥无几。

汪曾祺笔下的百工坊

小说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在汪曾祺小说中，高邮、西南联大、农科所、京剧院这四个地方，是经常出现的故事背景。

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1920年他在那里出生，那里的风物人情构成汪曾祺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质;40年代在西南联大，他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学写作技艺;50年代末他戴着&ldo;右派&rdo;帽子下放到农科所，在接受劳动改造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ldo;文革&rdo;中他被调去参加江青领导的&ldo;样板戏&rdo;‐‐《沙家浜》、《杜鹃山》的创作，一度的&ldo;荣宠&rdo;终究不能溺惑作家的良知，后来他的写作总是与政治喧嚣保持距离，始终亲近民间风习、日常生活和悠远传统。

在氤氲着大淖的水汽、回荡着小英子的笑声、飘散着王二熏烧摊子上各种卤味香气的汪曾祺的艺术世界中，真正的主角是五行八作中身怀绝技的人们：孵化小鸡小鸭的，做茶干的，挑担的，放鸭子的，卖时鲜果蔬的，做炮仗的，扎风筝的，编草帽的，行医的，开药店、开绒线店、开浆房的，走街串巷叫卖杨梅、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还有锡匠、画匠、车匠……他们日复一日、年年岁岁在那里认真地做着各自稔熟的活计，维持生计，承受好的或不好的变故。

汪曾祺以温润的目光轻轻地一一抚过他们，心怀悲悯与敬意。

《大淖记事》中与巧云谈恋爱的精壮小伙十一子是个锡匠。

在回肠荡气的恋爱故事之外，汪曾祺匀出一份笔墨、饶有趣味地去写兴华帮锡匠。

那时锡匠还是个很兴旺的行业，家家都用着几件锡器，蜡台、香炉、痰盂、茶叶罐、水壶、茶壶、甚至尿壶，都是锡的。

嫁闺女的陪嫁中，总有一套锡器，至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

锡匠手艺不算费事，一副锡匠担子挑着干活家什，炭炉，风箱，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了好几层表芯纸的方砖。

锡的熔点低，融化的锡水倒进那对压的方砖里，方砖之间事先压一条绳子，用绳子大致圈出所打锡器的大致形状。

冷却后的锡片用大剪子剪剪，焊好接口，用木槌敲打一番就成型了。

细巧的锡器，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遍，用竹节草磨得锃亮，这才交活。

‐‐这样的锡匠早消失了吧?记得我小时候还见过挑担游走的锔锅锔碗的人，在居民大院站下做活儿，我看过他化锡块补脸盆，也敲打一番。

这已是锡匠这一行的末路了吧。

但锡器在马来西亚却是国家特产，到那里旅游总会带个把件锡制的器物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