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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1页）

曾国藩乃顾炎武之崇拜者，115于文人虽不像顾、颜那样极端，但同样提倡笃实的作风，在选任带勇营官上，标准也很高：&ldo;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

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

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

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

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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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选用将领，文质彬彬者不可得，则宁取其&ldo;质&rdo;者。

这样做也是惩于绿营之失。

&ldo;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

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铅刀）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气荡然，楚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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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ldo;楚军水陆（将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

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

&rdo;而&ldo;将领之浮华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

故楚军历来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一营为然也&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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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勇之初起，带兵官员均为土生土长之书生。

如罗泽南、王錱、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钟近衡、钟近濓、谢邦翰、李元度、李续宜、曾国葆、刘腾鸿等，都是本县的生员或童生，他们生长于本乡本里，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湘勇就是经他们手募来，彼此结下一层同生共死的关系。

他们又有文化，于军事易于入门，又具备儒家之价值伦理与修齐治平的抱负，较少沾染到官场的习气。

故实在是曾国藩所求的那种&ldo;无官气，有血性，能吃苦，不怕死&rdo;之军官的不二人选，故经长期战争历练之后，幸存者多能成长为一代名将。

由上表看，曾任湘勇营官者，塔齐布、周凤山等虽为绿营军官，但已在练兵与剿匪过程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而储汝航、成名标等被任用，则出于他们原来就是水师军官，有指挥水师的经验;朱孙诒、夏廷樾原为地方官员，其任用，也是因为他们为官清正，且都有带兵剿匪的丰富经验。

鲍超、杨载福等出身行伍者，则是在练兵、作战中脱颖而出的人才。

而绝大多数营官，则由土生土长的儒生出任，是营官的主体。

由此可知，在选任营官上，曾国藩确实贯彻了他的标准，而非说说了事。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些儒生确实勇猛敢战，在历经长期战火洗礼后，幸存者多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大将。

由此可见，所谓书生&ldo;百无一用&rdo;实在是偏见，事实是，任何事业没有书生（或者更广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绝难成就的。

某些蓄意张扬书生无用论的人，若非人云亦云的愚氓，便是别有用心的反智论者与惯于愚民的巨奸大憝。

一支由文盲组成的军队必然是乌合之众，而书生的参与、领导，会赋予这支军队以理念、兵法、谋略和纪律，犹如将散乱的砂石砖瓦筑成坚固的军垒，湘军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都是由犷悍农民组成的军队，太平军何以最终败在湘军手下，因素有多种，但知识阶层的不认同、不支持、不参与，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吴文镕的堵城之败是在一月十五日，四天后太平军就再次占领了汉口汉阳，围攻武昌，湖北形势危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