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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1页）

一月七日至九日，任弼时向大会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

任弼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习仲勋也深深感到，这一报告极全面、准确、深刻地总结了大会的成绩，不是泛泛地检查工作，规定任务，而是深入到各种现象产生的思想根源里，克服了党内一些思想上的分歧观点和认识，在思想上奠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基础。

任弼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郑重宣布：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

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

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是一种&ldo;左&rdo;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它比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

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

中央认为原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在陕北肃反中执行的就是这种机会主义的路线。

中央重新审查一九年十一月党务委员会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决议后，认为陕甘特区和陕甘晋省委领导人对错误的肃反应负&ldo;最主要的责任&rdo;。

鉴于当时政治路线的错误并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对他们的错误&ldo;还只能作为一种党内错误的性质来看&rdo;。

本着&ldo;惩前毖后，治病救人&rdo;的方针，中央决定给他们以严重警告处分。

任弼时在讲话最后感慨地说：如果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央到陕北的话，那么，全国仅仅剩下的十分之一的苏区‐‐陕北苏区，恐怕也是会损失掉了的。

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ldo;肃反&rdo;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决定指出，一九年九十月的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

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ldo;并审查和恢复在&lso;肃反&rso;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rdo;。

未经过严冬的人，体味不到阳光的温暖。

当习仲勋等一大批从错误肃反的九死一生的炼狱中走出的人，听到任弼时讲话和中央决定的传达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长期郁结心头的疑虑、困惑和沉痛终于得到排解，多年来笼罩于心头的迷雾终被拨散。

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在这次会议认真负责的总结和检讨中得以廓清。

值得提及的是，四十年后，中共中央重申了这一历史结论。

提出，一九四二年中央直接领导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是正确的。

中央《关于一九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ldo;肃反&rdo;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正确分清了路线是非。

指出刘志丹等同志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莅临会议作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

会议另一项重要议程是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奖励。

习仲勋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毛毯。

毛泽东为二十二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ldo;党的利益在第一位&rdo;;给王震的题词是：&ldo;有创造精神。

&rdo;三十五年后，习仲勋曾深情回忆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ldo;党的利益在第一位&rdo;八个大字，上款写&ldo;赠给习仲勋同志&rdo;，下署&ldo;毛泽东&rdo;。

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他还回忆说，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ldo;左&rdo;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

历时八十八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之时正是农历马年岁末，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癸未年春节快步到了人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经济封锁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敲起锣鼓，扭起秧歌，呈现出一派辞旧迎新的欢庆气氛。

此时，习仲勋接到了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