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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2页）

可是，由于历史前进的脚步，以&ldo;党内／党外&rdo;来分析台湾社会的现况，以&ldo;独立／统一&rdo;来辩论台湾社会的前途；以&ldo;左派／右派&rdo;来唯心唯物大战一番，以&ldo;现代／乡土&rdo;来唇枪舌剑的热烈场面，恐怕都逐渐过去了。

《野火集》站在那里。

抗议的声音有了变奏。

《野火集》，在我们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清醒党外运动者一些积在内心的那种对客观事物不够确定的怀疑。

然而，《野火集》却又生存于一个如阿多诺所谓的&ldo;大众文化&rdo;的时代。

它出来如野火，然而我们真的可以抽象地看到另一个更大更安全的消防罩框住了这股火势，这个消防罩主要不是来自于保安单位、情治单位、文工单位。

它是来自一个要使《野火集》商品化的无可抗拒的力量。

这种例子，要举很多，比如说，当年反主流音乐的&ldo;披头四&rdo;，以叛逆的形象站在公众面前，轰动了西方世界，结果，电视、电影、报纸上下交征，使&ldo;披头四&rdo;的命运：

以个人的叛逆始，以商品的叛逆终。

《野火集》的文章，以及它陆续出现在时报副刊过程到最后集结成册，到成为全国第一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合理、而又可喜中带无奈的过程。

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吗？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

然而，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诺，即在于指出：台湾在全面升高的大众文化过程中，创造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突出前卫性的文化商品，虽不能解决&ldo;知识权被剥削&rdo;

的总局面，可是对&ldo;次文化&rdo;尊严权利的维护却属必要。

《野火集》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何改变。

而是，它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瓦解多少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

龙应台是个情绪文字的博士，不错。

龙应台是个抗议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错。

龙应台是个煽动家，不错。

可是，用句老外的话：what（又怎么样？）我们如果平心而问：&ldo;今天在台湾的读书人，他们里面有多少人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历史任务的人，又有多少愿意去背负这个历史任务呢？&rdo;我个人对龙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后，社会的反应一波接一波而来，她被环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胶着，于是内外交煎，开始思索和探求她先前所未思之问题。

毕竟在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比在书房里长进得多，读《野火集》的序言，我们看到的龙应台已经不是早先那个刚点野火的龙应台了。

龙应台，我说对了吗？积极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ldo;大众文化&rdo;里头，它给大众带来了个人在&ldo;先前的大众文化&rdo;中所得不到的&ldo;刺激&rdo;‐‐快乐的或不快乐的。

这些&ldo;刺激&rdo;多少对&ldo;先前的大众文化&rdo;产生其一定的暖昧作用；甚至于颠覆作用。

（国民党的新生代、党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这样子做吗？）眼前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气数还在，&ldo;庞大的商品堆积&rdo;时代还有的是，所以。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野火集》是一个例子，指出了&ldo;个人主义&rdo;和&ldo;大众文化&rdo;之间，是有一个可以辩证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存在。

消极看，《野火集》并没有使现在的商品法西斯，变得更乌托邦。

只要我们打开电视连续剧，或者是到百货公司走一走，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所谓的&ldo;商品乌托邦&rdo;与&ldo;商品法西斯&rdo;的综合体呢？总体看，《野火集》是统治阶层容忍度内的最大声抗议。

所以，就统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颠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