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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第2页）

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

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ldo;国会&rdo;正式通过&ldo;消费者保护法&rdo;，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

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

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ldo;民族性&rdo;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大的孩子带出来。

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

他瞪着眼前陌生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ldo;不要不要‐‐&rdo;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ldo;不要不要‐‐&rdo;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ldo;不要不要奶奶不要!&rdo;火车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ldo;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rdo;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

火车缓缓开动，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

四十年后她已老态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