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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

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孙中山意气风发：&ot;……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

&ot;

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

&ot;……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

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

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

&ot;

&ot;革命不足以致治&ot;，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

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

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

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

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求作为夺权的基础。

&ot;吊民伐罪&ot;也好，&ot;替天行道&ot;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

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

头上有道德光环的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

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蔑地说：&ot;哦，那个傻瓜呀!&ot;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ot;议会现形记&ot;、官场中俨如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

&ot;革命不足以致治&ot;，唉，何其真确!

至于&ot;民族不足以有为&ot;，则未免妄自菲薄了。

哲学家卡尔&iddot;波普（1902～1994）在50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

民主只是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