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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1页）

我认为说得对，日本战犯是侵略中国的，而我们呢，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

周总理在政协报告中，谈到台湾解放时，也说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们虽然反对共产党，杀了不少革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战犯终究要好一些，现在他们都释放了，我们不是也应该释放吗？不是最近释放，也不会很久。

报纸上刊载了一些国民党的中、少将在各省政协上的发言。

这些中、少将有的是起义将领，有的是进步人士。

这些消息与解放台湾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出去也能当个政协委员。

在这儿仿佛是寄押，从来也没人找我谈话，学习与开会很少来人指导。

领导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普通干部，每天他虽然来此，但对具体问题从不作指示。

比如我们漫谈埃及问题，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事态可能扩大；另有人认为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英帝不敢动手。

类似这样问题都是不了了之。

因此学习收获不大。

从这些我判断这里不是长久的改造场所。

有一天，我们到院中去拔草，听到事务长打电话，是请求对方给房子。

他说：&ldo;不行，不能将就呀！

人太多住不下，请你们给想一想办法吧，要有学习的地方，只能住人还不行……&rdo;

找房子，还要搬家！

这可麻烦了，既然要找房子，就不是个短期间的改造。

董必武院长在政协上报告说，对反革命分子，除了民愤极大的处以死刑，一般不处死刑。

我一想，今后枪毙人的事就少了，大概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也肃清了，无须再像1951年那样，大规模的成百成百的枪毙。

将来废除死刑更有可能了。

人民的觉悟高，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坏人藏不住，反革命分子活动不了，处刑尺度也要宽了。

从台湾到大陆的现行特务张毅，是上校专员，中统的。

到了杭州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了。

政府对他无罪开释，并且给他安置在图书馆工作。

我想，如果我在1948年10月不在吉林自首，也像张国卿、项迺光那样跑到台湾。

到了台湾，受了使命再回到大陆，一自首，不也能像张毅一样？想到这里，认为张毅赶上好机会了。

自己又一想，如果1948年逃跑，在途中被捕也就完了，那与陈牧一样，在四平抓着解回长春镇压了。

过去的事不能后悔，悔之无益。

进一步说，1948年我起义，把督察处的政治犯都放出去，我率领亲信部下投到人民政府，那不比现在的张毅还强？这么想都是吃后悔药。

不想想，1948年我能起义吗？有什么思想能支配我起义呢？不可能的事，想它干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

我比张毅不如，但我比陈牧等人还不是好的天上地下吗？不能比，也不应该比，一比就是不满现状。

8月初，天气热得不得了。

白天准许把门打开见见风。

这里的规定，每天监房门都要扣上，夜里上锁，白天小便，班长把门打开，回来再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