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南越王墓发现之谜最新章节_第2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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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岗野岭，并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但让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任凭他们怎样地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无不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

当历史的长河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岭南台山一个叫黄葵石的农民，在广州东山龟岗建房时，不经意地在其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古冢，从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等多件随葬品，同时还出土了上刻&ldo;甫一、甫二、甫十&rdo;等字样的椁板。

这一古冢的意外发现，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唤起了人们渐已淡忘的记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便是当年孙权派将军吕瑜寻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的墓冢。

但有的学者在经过冷静而深人的研究后，认为这座古冢只不过是南越国某位高级贵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国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广州郊外的山岗接岭处深藏未露。

于是，围绕东山龟岗古冢是否是南越王墓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论战波及之广，连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卷了进来，从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对此墓属于南越王的墓葬坚信不疑。

就在这场吵吵嚷嚷，各执一词的论战中，现代田野考古学由中国北方传入偏南一隅的广州，1931年广州黄花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岭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盟生与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意味着一个前景广阔的田野考古时代的到来，而隶属于这个委员会的考古人员，以生逢其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凌厉之气，将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列为重点调查、探寻的对象，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为期30多年的风雨变幻中，考古人员根据汉朝陵墓大多远离都城百余里的特点，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知识，判断当年南越国的赵佗，也一定会承袭汉制，其陵墓不会建在广州近郊，而应在稍远的山峦深处。

由此，考古人员依据这种推断，将调查、探寻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广州城外远郊县区的荒山野岭之中，并于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10年间，在广州市郊34个地点发掘南越国时期的墓葬200余座。

但令这些新时代的考古骄子颇为沮丧的是，如此大面积地探寻和发掘，依然未发现赵佗及其子孙墓穴的半点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广州市考古人员渐渐感到过去的推断可能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也就是说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冢可能在广州城的近郊面不是在偏远的山岗野岭。

在这种新思维的驱使下，考古人员遂调整方向和目标，开始舍远求近，将重点放在城外近郊的调查和发掘上。

1982年，时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考古业务的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率黄淼章、陈伟汉、冼锦祥等几员虎将，在广州城北门外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包中，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墓葬，这个墓葬的发现使麦英豪等人异常欣喜，认为可能与赵佗家族的葬所有关。

但当他们实际发掘后，才确切地得知，此次发现的只是汉朝王莽时期一个早已被盗过的贵族的墓葬，考古队员们再次由欣喜转为沮丧，对象岗这个小山包的探寻渐渐失去了热情，并将勘查地点移到他处。

这个时候的麦英豪及其手下的几员虎将们尚不知道，就在离他们的发掘现场仅有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着他们昼思夜想、苦苦探寻的千年隐秘。

有道是，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

一年之后，麦英豪等人再度重返象岗山，而这一次到来，等待他们的将是那千年隐秘的揭开以及整个岭南的震撼。

序章

千年隐秘

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