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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1页）

至于所谓&ldo;承平时代&rdo;，则更无人治可言。

&ldo;人存政举，人亡政息&rdo;的事情是有的。

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

如果是官（当然最好是皇帝），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

政之举与息，惟与官之存亡相联系。

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

所以是&ldo;官治&rdo;，不是&ldo;人治&rdo;。

&ldo;官治&rdo;的依据就是&ldo;礼&rdo;。

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

这就叫&ldo;惟上智与下愚不移&rdo;。

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

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ldo;皇上圣明。

&rdo;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ldo;三明主义&rdo;。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

因为德治是一种&ldo;软控制&rdo;，如无礼法和礼仪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

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

因此，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ldo;以道德代法制&rdo;。

抽象地讲，&ldo;以道德代法制&rdo;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确能代替的话。

原始氏族社会就没有法或法制，靠什么来管理，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靠道德，靠礼仪。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治，其实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

它既然在原始社会行之有效，就不能说在古代社会一定不可实行。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说&ldo;以道德代法制&rdo;的是非对错，而要问：第一，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要&ldo;以道德代法制&rdo;？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第三，这样一种制度空间可行不可行？

这就要说文化了。

的确，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

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

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

回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

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